趙昺如果不是穿越到這個時代，也無法體會到祖宗家法的厲害，但現代人可能仍難以理解祖宗家法為何成為每一個皇帝難以逾越的障礙。這么說吧，古代的中國雖然沒有所謂的憲政理論，或者沒有以法律為基礎的憲法，然而無形憲法還是存在的，就是以“禮”為主的一整套行為規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須遵守這些法度，亦即在“禮制”或者“先王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皇帝的行止除了應天變外也必須受到約束。
而一說到宋朝的祖宗家法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趙匡胤立下的誓言碑，不殺士人，不殺諫言者，事實上宋代的“祖宗法”卻不像最重祖宗家法的明朝一樣出自開國的朱元璋一人之手，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習慣法、慣例、故典組成，更為悲催的是這些故典與慣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體來完成。
正是由于士大夫們參與了祖宗家法的整理，也使他們有機可乘，在篩選、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說是哪一位趙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章。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祖宗法”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正式提出來是在宋仁宗朝以后。而對宋朝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仁宗皇帝是位仁厚之君，不過卻是一位資質平庸的主兒。宋夏戰爭，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戰宋軍先勝后敗，不得不繳納歲幣換取和平；對遼國也是極為失敗，打破了早已簽訂的澶淵之盟，重新鑒訂重熙增幣以換取和平；而冗兵一百二十余萬，給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負擔；另外土地兼并也達到了頂峰，激化了社會矛盾，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雷。
但宋人對其的評價卻不吝贊美之詞，稱其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并在其死后被士大夫們塑造成可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要知道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謚號或冠以仁。
宋朝士大夫將一位政績平平已經去世的君主樹立為圣君又為什么呢他們能瞞得過世人，卻瞞不過后世來的趙昺。他知道仁宗最被士人推崇的優點有兩條，善納諫和怕大臣，說白了就是大家說的話都聽，且懼怕手底下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哪里是皇帝，分明是受氣包。那他們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如此抬高仁宗當然不是為了歌頌皇帝，而是想給在位的君主立一個標準，以此來規范皇帝的行為，抬高士人階層的地位。
若不是趙昺是來自后世，又保留著成年人的思維，想想一個從孩童時期便受到這樣的洗腦教育，且以此作為一個帝王正確的行為標準，那后果會是什么樣，想必會誕生一個什么樣的皇帝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你若是不肯依從，那便是違背了祖宗之法，受到整個士大夫集團的聲討，重新將你糾正到正確的軌道之上。
趙昺現在就面臨著這樣的危機，如果要達到目的，利用自己掌控的軍隊像秦始皇那樣對士人集團進行鎮壓和清洗，看似簡單和痛快，可也摧毀了宋朝的整個統治階層，并將他們推向敵人的一方。那自己又靠誰去管理和統治一個國家，靠誰給自己出謀劃策呢但是若想在不觸及士大夫階層的情況下，打破套在他們嫁與皇帝上的枷鎖，推行自己的政策，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