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軍的敗亡，奧魯赤的自殺身亡突然讓趙昺想到自己的革新計劃是不是有些不合時宜。在來到這個時代后，無論是出于自保，還是所謂的復國，他都把發展軍事作為第一要務，可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阻力卻是來自士人集團，重文抑武的觀念使自己的構想難以實施。
當前國土淪喪，趙昺知道只靠士人的筆桿子和嘴皮子是難以復國的，一切還需要刀把子來解決問題。而軍人的地位低下，事事都要受到士人的擎肘，這必然會影響士氣，因而他計劃在瓊州保衛戰之后，借勝利之機推出自己的改革，提高軍人的政治地位，但就必然要觸及士人的利益。
在前世的網絡中有一種論調，這些士人不過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只會瞎的酸儒，不聽話就殺，將他們罷官，就像當年秦始皇的坑書焚儒，朱元璋的廷杖。這樣的高壓政策下，那些酸儒們不還得乖乖的就范，老老實實聽候招呼。但是趙昺來到世界才知道，事情真要如此就簡單了，士人集團絕不是那么好惹的，他們雖沒有刀把子，卻依然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二千年的君主政權制度實際上就是英雄治國的君主專政集權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于從林法則的成者為王敗者寇，他們一方面推行強制性繳稅制度，其實這與和強盜掠奪性質沒有什么區別，不過是“流寇”與“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許可制、官營制，禁止公民與政府掙利，同樣有著暗搶暗奪之謙。
如此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出現官府與民眾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加上要權力的行政化，百姓理所當然的就陷入奴隸地位，除了寄托于晴天大老爺外就只有抗爭一條路了。而階層矛盾的化解說起來也就只有兩種方法暴力維穩與文化思想維穩。
相對于暴力，文化思想維穩的成本要低的多，也就成了統治階級的不二選擇。當然儒家學說也并非一出現就被選定，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有道家、法家、墨家等等，而儒家最后能脫穎而出即是大浪淘沙的結果，這個過程自我改造的過程。
我們知道對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漢武帝，當時流行的是城邦聯盟制意識形態文化，同時多種文化思想并存，所以在政權制度安排上、政策的決策上的爭論也就無法統一。是分封制，還是選擇中央集權的爭論；是實施地方制幣權，還是中央制幣權的爭論；在發展工商業的上是走國營道路，還是走民營道路的爭論等等。
這種思想分歧必須統一，可又拿什么來統一呢孔子思想中，等級制思想占著主要位置，即使有點權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漢字的特別解釋權給辯證過去。迫于政權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統治者將儒家文化上升為強制性意識形態文化，用來統一思想文化認識，于是儒家成為推動中央集權制政權制度建設可以說是不二法寶，且除此之外別無二家。
我們知道“儒家文化”屬于非制度性的價值判斷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調節、緩和暴力權力治理與民眾權利索求之間的矛盾。且內容相當廣泛，當一個民族的經濟發展路徑被受到特別關注的時候，都可以將其歸因為民族文化作用的結果，而社會學家也把它變成到處可以摸的萬金油。
趙昺卻明白其實用現代唯物主義觀點來講，所謂民族文化實際是一個民族社會制度發展的反映。這種反映有著三個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對社會主要階層矛盾的調和、緩和作用的意識形態文化；二是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勞動組織體的民族文化；三是激勵儲備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來實現收入流均勻化的制度性文化。
歷史上君主政權通過“罷默百家、獨尊儒術”意識形態的強制性來統治民眾思想，不僅有利于官員之間文化思想的統一，推動官員們在思想意志上對君主的尊重。且有利于以小農家庭為主體的勞動體之間，基本權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動，進一步就可以緩和政府與小農之間的沖突。與此同時，儒家理論還有利于意識、宗教受到君主支配，從而有利于行政、法律、財政等權力的行使權向君主集中，對鞏固君主制產生了劃時代的作用。
歷史的規律證明，在長達千年的封建統治中，一旦君主政權建立起來，在向發展階段轉變時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場，從漢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罷默百家，獨尊儒術”，要么是修孔子廟，將死去的孔子拉起來從新嘉封。
的確歷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輪回在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多次上演，除因為儒家文化沒有形成像圣經、佛經那樣的邏輯性、系統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論語有時強大千萬倍，政客們對孔子的美化和廣大民眾的思想意志有時也相差太大，這也是導致孔子的思想時出時滅，打倒孔家店與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環的出現。
不過大多數統治者們也意識到要維持社會秩序性的長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組織的力量不僅有著靠不住的問題，而且維穩的成本會越來越大，使財政支出過重，負擔困難。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對民眾思想上的統治，就可使維穩成本最小化，對于統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選擇。再從歷史的看，在這種態勢下只要統治者在決策上不犯大的錯誤，通過“儒家文化”的統治都實現了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