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此前并沒有拿枕邊的這本論語當回事兒，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還常拿其中的漏洞來取笑和攻擊那些士人們。但正是在這種抵觸的情緒中，他卻以批評的態度更為深入的研究了它，當然最初的目的只為為了貯備彈藥。可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東西直至現代還在影響著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趙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經是科技極為發達，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敢于挑戰權威，質疑傳統，試圖擺脫束縛。但是他此刻卻只能苦笑了，文化傳統早就無聲無息的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滲入到骨髓之中，指導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識到使一個社會能夠保持長久穩定和發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沒什么用處的理論。
西方在文藝復興以后的發達，恰恰是在復活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列寧曾經清楚的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認為，一個民族要想前進，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維。這些理論站在人類思維的背后，通過想象力和建立假說，直接刺激著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誕生，而這一點認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蒙古人就沒有重視過教育，也許是那時候的蒙古人認為自己天生就是統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沒有必要理會軟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幾百年過去了，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蒙古人的尚武輕文已經給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的遺害。
誠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但是蒙古人倫理觀的來源主要是薩滿教和藏傳佛教。薩滿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為一種經驗主義的學習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從祖先處理人際和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中學到做人的規范。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面性，這兩種觀念帶給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響就是一種可悲的奴性，對傳統毫無批判的繼承，對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對祖先缺點的文過飾非。這種奴性相對于蒙古人的英雄氣概來說猶如水之與火，它消滅了為自己和民族奮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滅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進動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們所說的話和遺留下來的傳統都是不可更改的。這一切使其毫無理由的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的動力，缺乏懷疑權威的勇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懶惰和自私。他們不喜歡生活的變化，更不會主動的尋求變化。顯而易見的危機來臨，也不會想到避免；顯而易見的機遇來臨，也不會想到把握。
基于這樣一種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現出很強的僵硬和缺乏變化，當生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祖先所的經驗無法解決新的問題時，這種文化的弱點就會暴露無遺，就會發生民族整體性的社會適應不良，民族的進步也會受到嚴重的阻礙。毫無疑義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幾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和創新，與這種對祖先崇拜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傳佛教對人的謙虛、不炫耀的要求顯然制約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無原則的善良、人道和柔順，缺乏風險意識的熱情和慷慨被藏傳佛教加以強化。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實際上并沒有理解謙虛和謹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給蒙古人的各拉山頭、自許英雄的內斗了多障人耳目的煙幕。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經發展出了克制個人的情緒和欲望，遵守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規范以及作為君主必須尊重和愛護人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