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卻知道自己這樣做，除了穩定朝局的需要外，他還知道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個人參與也會分出左、中、右三種意見，這不僅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無法逃脫這個責任，因而必須多方面聽取意見，哪怕是反對的聲音，以此來減少自己執政中出現的錯誤。
若是將自己信賴的人提拔到高位，便會有人以為陛下只信任親信，他們傳達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沒有人會提出意見；再者趙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決定腦袋，誰敢保證他們位極人臣后不會打擊異己，清除不同政見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種聲音存在，那樣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對自己的政策方針有看法，甚至極力反對，趙昺以為并非壞事，說明其中也許就有需改進的意見。當然自己也可以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去看待不同的意見，有益的自己改正，無用也可以解釋商討，對無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從而減少犯錯的幾率。所以自己的任用專家與忽必烈的相信權威還是有區別的。
另外對于沖動這個問題，趙昺以為自己作為一個年輕人，行事沖動也免不了，甚至會做出些出格兒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說當年七洲洋之戰，形勢那么危機，自己不挺身而出沖動的率軍攔截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沖動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當時那些病號們誰會相信自己是個重情重義之人，從而效忠自己呢
當然應節嚴也常批評趙昺在軍改和籌建新軍的問題上過于沖動，并沒有經過眾臣的商議便貿然出臺了方案。但他并不以為然，自己還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這些方案雖然是新出爐的，卻早在醞釀之中，并非一拍腦袋瓜子就寫了這么些東西的。而打廣州、打泉州看似沖動，極為冒險，但他也是仔細考慮過的，若是沒有在兩個城市搶了那么多的東西和錢財，瓊州哪里來的發展資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的窘境，度過遷瓊后的種種難關。
還有人批評趙昺年少嗜殺，在泉州斬了上千的降官、為私仇屠盡了蒲氏一門。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親跟自己毛關系沒有，但是自己還是要殺了他們，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要知道蒲壽庚可是殘殺了數千皇親，自己若是連屁都不放一個，必然會讓人以為自己軟弱無能，連家仇都不肯報又何談國恨。而殺那些降官也是為了震懾行朝和軍中的不穩定分子，讓他們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這個下場。
當時有人說殺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義，但是更多的人說自己殺的好，殺的痛快。所以趙昺對自己嗜殺之名并不能虛心接受，且自己這是有目的，而非妄為，絕非蒙古人那種為了屠殺而屠殺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時沖動欲殺盡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將大江南北變成牧場，也非為了私仇可以屠盡西夏都城百姓的殺人狂
反思了半天，趙昺突然發現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點兒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樣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崇尚快意恩仇，相信沖動是創造新世界的動力，心存純良其中卻又藏著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卻是一根藤上結出了兩顆完全不同的瓜。
趙昺被這個問題困擾了半天，吃飯都覺沒有味道，直到睡覺還沒想透徹，可他摸起枕邊的論語時突然明白了是文化。當然他不是指的狹義的文化知識，卻是廣義的文化，是指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