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這一世還沒有機會實地考察過荊襄地區，即便現在也只在長江口溜達了一圈，更不要說涉足荊襄，一切只能從各種前人筆記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東西，因此更像是紙上談兵。不過這會兒又沒有飛機，更沒有衛星地圖，加上滄海桑田，一切與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也只能靠書本和自己腦補了。
以趙昺分析荊襄地區被宋人重視的有三個地點，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兩者在古代南北對峙的時期的戰略位置尤其重要。時人在比較川蜀、荊襄和兩淮時，多把荊襄看作是中樞，中脊，而把川淮視為兩翼。而讓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規模的戰爭多是在兩淮，金軍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荊襄方向。
但是把各個地區的輿圖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長江軍防中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首先兩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農業經濟區，而襄樊正是江漢平原的北面門戶，襄樊和其以南沿漢江沿線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黃陂等構成長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撐，襄樊有失，則江漢平原以北難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脅。
趙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長江北岸地區的失守，便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將使北軍得以順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黃、蘄、舒等州后方威脅淮西，如此一來整個淮東和淮西的防御將不攻自破，兩淮的軍隊只能最后撤至長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來相持的平衡，轉化為隔江對峙，使南方軍隊陷入全面被動。
此外，江漢平原同時是南宋的重要的經濟區，當北軍完成對這一地區的占領，其在經濟力量方面會大為增強，此消彼長宋方的經濟力量則會大為削弱，攻守及勝負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實上元軍即使在重慶的釣魚城和兩淮多次受阻，而當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長江以北的戰斗也就結束了，宋元決戰的戰場也轉換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軍想要翻盤則很難很難。所以趙昺覺得此戰也證明了襄樊、鄂州存，則川蜀、兩淮賴之而可得以安，荊襄失，則川陜、江淮難保的定律。
趙昺再將眼光放遠些又從輿圖上有了更多的發現，他覺得荊襄地區所防護的不僅是漢江和大別山以南的江淮地區，其實，宋金沿秦嶺－淮河一線劃界，邊界并不在襄陽，而是在南陽盆地和大別山北麓，這一地區仍是宋軍防護的前線，也就是說，漢江和大別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區域，應該向北再進一步。
這樣一來，襄陽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僅僅限于身后的江漢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側保障漢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陜戰區沿漢江走廊與荊襄及江淮戰區的聯系，也能防止北軍從武關道，通過南陽盆地西側向漢江走廊迂回。同時，襄陽作為軍事重鎮的穩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陽盆地，而南陽盆地對于經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陽，爭取在南陽盆地的主動，使荊襄戰區在大別山北麓能夠和淮西戰區建立穩固的協防關系。
擴大了南宋荊襄與兩淮防御的區域，并不僅僅被動地利用襄陽城和大別山的地形來防守，同時，優化了荊襄與兩淮尤其是淮西的聯防。所以，對南宋在襄陽以北，大別山以北的軍事活動的意義不能忽視，襄陽以北軍事活動的成效在于，分別從兩側加固了整個川陜和兩淮戰區，而且是三個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使荊襄戰區的在當戰事集中在川陜和兩淮，尤其是淮西時，能夠給予及時、有力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