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僅大別山北麓的防御不復存在，而且大別山作為山險的局勢也會喪失，不僅荊襄的軍隊不得不全面向武漢江面后撤，同時兩淮也失去了左側的庇護，而且在長江以北進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將不復存在；兩淮的軍隊也將被迫放棄淮河及其以南的廣大區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長江江面集結，準備應副從武漢方向沿長江及其兩岸東進的北方軍隊。
此外對于四川戰區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陽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陜戰區秦嶺防線的崩潰，使原來的軍隊南撤至米蒼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東面防御可能從襄樊以西準備入川的軍隊，這樣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嚴重削弱。北軍可以沿漢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脅到荊門、宜昌。如此四川戰區在前后夾擊中，不僅不能回援長江下游，自己也因與下游的聯系切斷，而陷入坐以待斃的境地。
而趙昺又翻閱了當時的宋金、宋蒙之間的戰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與此符合的。也就難怪在南宋的中前期，雖然襄樊方向的戰事遠不及淮西緊張，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認為與南宋存亡關系最大的防御重點是在荊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僅是一塊緩沖區域，同時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進陣地。而他知道后世的淮海戰役之后，國軍的長江防線便完全暴露，終被逐出江南，避難于臺灣。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燒錢，而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所以山川河流的布局雖然是固定的，但其軍事地理的意義卻因經濟區域的彼此關系的差異，以及政權邊界的分布和政權間的相互關系，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的山川地險和關塞城池有著不同的軍事戰略價值。
江淮地區經濟發達，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不僅僅是地域大小的變化，同時包括著這個范圍內人口、賦稅等重要的經濟力量的變化。所以涉及重要經濟區的爭奪時，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在對一個具有重要經濟影響的區域進行爭奪時是十分明顯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八路在抗日時占領的多是窮鄉僻壤，難以得到長足發展，可一旦占據了東北，形勢立刻大變，人、槍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軍事價值還在于對江漢平原這一富庶地帶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對于長江下游的政權而言，則失去了來自四川，云貴、湖南甚至兩廣的經濟控制力，表面上是幾個城市的陷落，但帶來經濟損失的區域往往超過單純軍事占領的地帶。鄂州如的陷落，東去不遠的江州幾乎無險可守，但江州的喪失，則意味著贛江流域的丟失。所以，當只剩下長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區的太湖平原的經濟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敗局的。
趙昺其實也明白長江的長度有數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較狹窄的地方，其實還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這一塊軍事緩沖地帶，如果淮河失去，長江就難保，因此軍事上還有長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說。而當下他面臨的形勢是不僅沒有江淮做緩沖，江北岸連一個立腳點都沒有，從理論上說元軍可以從任何一個點對他們發起進攻。
可以這么說，趙昺此刻面臨的局勢比之在瓊州還要危險，瓊州海峽雖然不寬，但是也比長江開闊；且即便從江陵算起，中、下游也要以千里計，防御正面要比瓊州長十倍；而他此前不過管理著一府之地，不足百萬人口，現在都是百倍的增長，其中壓力山大。所以當前看似形勢大好，卻是困難重重，險象環生，自己能否完成鞏固江防，穩定江南的目標，而不被重現趕回瓊州，對他、對行朝都是極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