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自幼領兵征戰沙場，自然傾愛金戈鐵馬，卻沒有體會其中意境”謝翱醉眼朦朧的搖搖手道。
“呵呵，皋羽先生所說不虛，朕作的辭賦至今被幾位師傅視為棄履，從不敢拿出示人”趙昺笑著承認了自己的弱點，拿起溫好的酒給其他三人一一斟上道，“朕仍然有些不明白，據朕所知東坡先生與半山先生勢如水火，又怎么會在一起吟詩賦辭呢”
趙昺這孩子當了皇帝后對正史興趣寥寥，已然不敢相信，起碼不敢全信了。因而對野史、筆記興趣多多，他覺得其中雖有夸大，或是加入了自己的臆想，但是有些東西還是可信的。為此他收集了不少這類東西，一是從中查找些線索，二是解悶，就當獵奇故事消遣了。
王安石和蘇軾都是名動一時的大人物，因此很多閑人的筆記記述了兩人逸聞軼事。兩人在朝輔政意識形態及文學風格的迥然不同，導致個人是非恩怨不斷，所謂文人相輕，蘇王猶烈。憶昔蘇東坡剛參加制舉時，鋒芒畢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卻認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左，便斥責蘇東坡之文為全類戰國文章。
二人的初次交鋒，可謂帶有火藥味兒，王安石的做法明顯是斷蘇軾入仕之途。而蘇東坡任監官誥院時，主管官吏憑證文書的頒發，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行為非常不滿，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隱約譏刺，后來更是竭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強敵，必欲與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蘇東坡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熙寧二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欣賞其主張，當天接見后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而王安石則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擔當此任。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從政見上的相互排斥發展到賣弄學問調侃對方，這是二個大文士的習慣，見面相互挖苦、貶低成風。有一次，兩人來到一片碑林，見一處石碑有點傾斜，王安石便說“此碑東坡想歪”蘇東坡當即反唇相譏道“當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讓，由此可見全盤。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慮到以前蘇東坡曾寫過進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請他協助自己主張政見，王懷抱一線希望親自拜訪蘇東坡。當時，蘇在書房與幾名青年學者討論王的字說一書，王安石高興地說“這是老夫為補救許許慎說文解字的不足而寫，如坡、篤兩字，明明是會意，許公竟解作形聲。吾以為認為坡者，土之皮也；篤者，以竹鞭馬也”
不過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權為了打擊元祐派，將蘇軾定為大反派，下令將凡是蘇軾的書畫、文章等相關物品全部銷毀，私藏者論罪。導致趙昺在這里也斷了片，搞不清兩人的恩怨如何結局，今天聽了兩人還曾在一起喝酒吃魚作詩，前時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著眼前幾位都算是學有所成的大儒，也許會知曉些兩人前時之事。
“陛下，蘇、王二人確實曾經交惡，相互排斥、相互貶低。但是畢竟以其文斗為主，時至晚年二人最終在政壇失意，經過反思之后皆認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時爭斗的主因，在名利到頭隨煙而去，明心見性后雙方都有了懺悔當初而賞識對方才華之心。”文天祥聽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錯。在政見方面，王介甫認為蘇東坡是蓋世英才，一代忠臣，當蘇東坡遭遇烏臺詩案被定罪候斬，性命危在旦夕，當時滿朝異姓官員無一為蘇東坡求情，其聽說后從江寧上書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終使得蘇軾被釋放，免于一死”。謝枋得言道，“而東坡先生對介甫的文章、學問及超人見解、辦事果斷等，非常佩服，曾稱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舊黨復辟，眾人想把變法全部推翻，蘇軾一反常態堅持新法不可盡廢。次年，當最后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止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時年蘇軾已回朝，他在草擬的贈太傅敕中寫道他在草擬的贈太傅敕中，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位政敵兼詩友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萬物，足以風動四方。”
“他們盡管政見不同，卻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私敵，他們以平靜豁達的心態，正直坦蕩的心胸對待彼此，在文學上互相欽佩識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寬容、相互理解，此二人從相互仇視到惺惺相惜可為佳話矣，這也才是所謂的君子之爭”幾個人又說起了兩人之間的軼事，表明他們已經和解，趙昺聽了頗為感慨地道。
“是啊，能在新、舊兩黨之爭中，不畏個人榮辱、仕途而仗義執言著也僅此二人，正所謂慶歷之后朝爭無君子。”文天祥將酒一飲而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