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的來說，大宋朝根本就沒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國法律史上，宋朝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襲”唐律的宋刑統。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間有了一個混亂的五代十國，所以宋朝繼承的法律名稱沒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統”名稱，結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統。而采用唐律，主要是為了其象征意義，而不是為了其內容。
因此宋刑統成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則通常都以“編敕”的形式出現。編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為斷案的依據。編敕就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可以說這是本朝一項重要和頻繁的立法活動，大凡新皇帝登極或改元，均要進行編敕。
到了南宋時期，由于原來按敕、令、格、式法律形式及發布時間匯編的方法，缺少條理，難于檢索使用，所以淳熙年間改為根據法律的內容、性質、功用，分門別類，依事編排，并將這種體例冠名為“條法事類“。在敕、令、格、式四種法律形式并行和編敕的基礎上，將敕令格式以“事“分類統一分門編纂。赦，是皇帝詔令一種，地位還重于令；格，用來防止奸邪的禁令；式，各種章程細則。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編例，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活動。其中是由中央司法機關或皇帝審斷的案例，被相繼沿用，成為慣例。編例是將原本臨時性的斷例進行匯編，上升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例由于形象、具體，使用時的方便、靈活，實踐中經常出現“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行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的現象，甚至躍居于法令之上，造成宋代法制進一步混亂。
所以說大宋朝除了一本抄的宋刑統根本沒有企圖法典，而一般法律都是編敕的形式出現的。趙昺作為現代人不難想象出其中的混亂，大宋朝到自己已經是第十八位了，其間有多少事情發生，而敕更是不知道下了多少道，其中往往又是因時、因事的不同而頒布的。將這些全部作為法律實施，其中不免又重復或是矛盾，更因形勢的變化而變得不合時宜，依然參照執行，恐怕自己都打起來了，不亂才怪。
本來趙昺準備在進入臨安后，商議國是時將俢敕作為一件大事來做，以統一國家的法令，卻被休養了，事情自然也就放下了。今天想到官吏的問題，他覺得應該盡快實施，一者可以用制度的形式重新劃定兩者間的關系；二者官員也不必因為不知法令而無法視事，從而減少對胥吏的依賴；三者通過律法約束官吏和百姓的行為，減少社會矛盾。
不過趙昺也明白制定、修改法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現代從提出議案到實施都要花費數年的時間，何況在古代。而讓他煩惱的是修訂法律自己還說了不算，雖然叫做敕，所有的敕條并均以皇帝名義頒行天下，而修敕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通曉法學的士大夫手里。
千萬不要以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說的話就是法律，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兒。朝廷有專門負責修訂、匯編法律的機關，叫做“詳定編敕所”。編敕所由提舉、同提舉、詳定官、刪定官及若干文吏組成，在編敕過程中，每個立法官都可以對草案提出意見，但提舉與詳定官擁有對法律草案定稿的權力。
其次，修敕局啟動立法程序后，朝廷會利用遍布各州縣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議。所有人都可以到衙門投書提出合理化建議，州縣政府收集后用“急腳遞”送達京師進奏院，再由進奏院交給“詳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議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與推恩”。最后，法典經皇帝批準，頒布生效之后，如果民眾發現其中的缺陷，還可以向朝廷奏陳立法得失，并建議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