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趙昺可以參考的實物就是陳鳳林改進的武剛車，其先進之處就在于將前人的牛皮犀甲換成了木制廂板，其它并無大的改進。而他前世最為熟知的卻是明代名將戚繼光使用的偏廂車，這個時期正處于冷、熱兵器交替混用的時期，也曾是在網上爭論以車制騎選用最多的范例。另外一個便是捷克軍隊抵御十四世紀歐洲重騎兵的胡斯戰車，那時歐洲也處于火器剛應用于戰爭中，不過爭論的焦點在于兩輪、四輪戰車哪個先進。
任何東西都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具有傳承的，后來出現的偏廂車也是同樣。在趙昺的記憶中，明代首先是郭登在大同曾經建造用于防守的偏廂車，轅長一丈三尺，寬九尺，高七尺，廂用薄板，配置火銃，每車編配十人使用。作戰左右相配，前后以鉤環相互勾聯，車上載有衣物、糧食、器械和阻馬的麓角。
到了成化年間，明朝名將俞大猷鎮守大同，此時蒙古諸部對明帝國的戰爭慢慢轉變成了大規模多兵種的野戰、攻城戰，明帝國邊境壓力驟增。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俞大猷詳細地了解了大同邊軍和俺答汗軍隊的情況，加上明帝國九邊普遍超高的支出，難以支持大兵團作戰。他便因時、因地制宜，一改在東南時提倡用數倍乃至十數倍的兵力消滅對手的戰法，開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勝的小成本戰法。
俞大猷根據兵法中所謂的“車勝騎、騎勝步”的原則，提出了其在兩廣地區使用過的新法，馬上步兵、騎兵和戰車配合作戰。其以為是指步兵無法抵抗騎兵的踐踏，而戰車能阻擋騎兵的踐踏，又能發揮火器優勢。他根據這種相克關系，在訓練初始車營有了一定成效以后，放開手腳創造出了讓明帝國北方戰局出現轉機的戰車戰法大同鎮兵車操法。
俞大猷其督造的新型戰車車式，使用獨輪車。車輪直徑四尺六寸，直著鋪設大木頭二根，各長一丈二尺，兩根大木頭中間橫三根小木頭，以便推運，并有繩索三條以便掛肩挑扯。車前橫一塊長六尺的木頭并豎著裝上兩小根直木作為屏障。車上共裝大槍頭四根，大佛郎機一門，盾牌兩個，小月旗兩面，布幔一幅。車的后部中間有一根立木，相當于車的方向盤，由隊官一人把握。車前有兩個支架，停車時放下作為車架。車后又有兩個鐵錐，停車時插入地里，相當于船錨。
新戰車每車五十人。其中大旗手兩名，牌手四名，虎叉手兩名，鉤鐮手兩名，撥刀手四名，共十四人。這些人精習武藝，平時站在車旁，不參與推車，遇敵則前出沖鋒破陣。推車者一共有十六人，分兩班，一班八人，兩邊各四人推車。這十六名推車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鳥銃手四人，神槍手四人擊發佛郎機并攜帶子銃者四人，撥刀手四名。這十六人只負責推車和守車，而不沖鋒破陣。
各兵不許放行李在車上，每四人給馱馬一匹搬運行李，而且只有推車的人才能夠把兵器放在戰車上。最后有管隊官二名，一人執車上青旗監督沖鋒兵破陣，一人在車后負責掌舵及督兵守車。遇敵則用戰車列于前，車上軍士擊發弓弩銃炮，馬上步兵騎馬出陣，距離近到和敵軍馬匹相交時放銃及弓矢，完畢后回到本陣，之后騎兵趁機沖入敵陣砍殺，步兵十人專管割首級。
趙昺以為俞大猷采用獨輪車作為戰車也是腦洞大開，改變了常人對戰車的認識。但也讓人極為佩服，其能在有限的財力情況下大膽的采用了常見的獨輪車，且以人力推拉，改變以往由牲畜拖曳的方式。而戰車車前裝有長矛，輕便易運，車輛本身再加上車上的銃、牌、槍等，總重不過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遇坑數人即可抬起，即使是崎嶇險路也可順利通行。達到了各車相互配合，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的目的。
趙昺以為若是戰車也分級別，這種獨輪戰車可算是超輕型戰車了，其雖然有良好的通過性和輕便性，但是也決定了這種戰車缺陷十分明顯。車型小決定了它無法裝載更多的武器和輜重，更無法搭載兵丁，選擇牲畜拖曳而用人力推拉，決定了這種戰車不能進行遠距離作戰，只能依城而戰，以便于獲得物資補充。所以獨輪車并非他的第一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