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大宋歷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這一戰略，默認了大理國的獨立，兩國和平共處了三百年。其根由無外乎是擔心蠻夷們叛附無常，從而牽扯到帝國的精力，干脆一棄了之。當然宋朝也并沒有完全拋棄羈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區實施這一制度。
為征服梅山生蠻，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圍設立數座營寨，屯駐重兵封鎖梅山，不許漢人與梅山徭人往來。可直到神宗時，朝廷派遣大軍征剿與招撫并用，才將梅山地區納入宋朝管轄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開化名義，在這里設立了新化、安化二縣。但在西北宋朝卻沒有能阻止西夏的獨立，為此大宋不得不動用武力，與西夏周旋幾十年，也未能取勝，反而是糜耗大量軍費，損失了數十萬大軍。
作為后世來人，趙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說起來在這個時代正式歷代實施羈縻政策的一個轉折點，說起來卻有些戲劇性，完成歷史轉折的卻是同樣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的蒙古人，而使他們能夠實現對南疆蠻夷的統治的工具，居然是驛道。
在第二次蒙宋戰爭中，為了能夠避開長江天險，實現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戰略目標。忽必烈率蒙古大軍，自川藏交界地帶南下攻滅大理，將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之下。為了使云南行省與內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烏蒙道和通往湖廣的普安道三條驛道。
由于蒙元占領大理后將政治中心自大理遷往東部的昆明，一路東行、進入湖廣后，轉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這條驛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過元朝修筑的驛道，南疆的整個風貌才最后進入中原王朝的視野。
蒙元在奪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對新占地區實行統制。土司其實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對類似官員的稱謂。在趙昺看來土司制同樣是脫胎于唐宋羈縻制度，當然也使得兩者有著相似性，又有著特別之處
首先職位世襲，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諸侯王一樣，可以把職位傳給子孫，亦或是其他的親屬；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擁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權力，在轄區內可自行任命屬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威。
當然，朝廷對土司也不是毫無約束，除了名義上的稱臣外，土司對天子還負有其他義務。土司要同海外屬國的朝貢一樣向皇帝進貢，這也可視為維持兩者君臣之盟的一種形式。另外逢改朝換代之際，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認和印信，才能延續政權的合法性。
不過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視為成功，趙昺記的在元末紅巾舉義后，土司趁機擴張勢力，歸附地方軍閥或者干脆自立門戶，參與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當中。然而卻也因此惹了禍，因為土司在這次改朝換代的過程中表現的太過活躍，以至于被最后的勝利者朱元璋視為了獨霸天下的威脅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將語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轄的生苗，改造成通曉漢人語言、向官府或土司納稅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為開化之地。為達到這一目的，明清兩代都煞費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