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風俗與唐代大不同，太祖的揚文抑武的國策，加上士大夫階層的主張，武將地位被士子全面超越。無論是民間的書院，還是官學都將參加軍訓視為無益之事，禁止學生參加。學校以科考為指揮棒，一切以中舉為導向，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軍訓自然廢止，尚武之風頓時偃息，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臣以為當下形勢已大有改觀，一些有識之士業已意識到廢武之害，尤其是陛下實施文武并重之策，且身體力行崇尚武功，今年一些士子紛紛投軍，前來武學應試者也比往年多了數倍，可見尚武之風漸行。所以臣以為不可強行推進，應潛移默化加以引導，以免適得其反”陳則翁見小皇帝面色稍緩，卻不敢松口氣，再行勸導道。
“嗯，朕是有些心急，時風如此也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必要時也要強力推行，否則以羸弱之民風如何對抗蒙元虎狼之兵。”趙昺言道，他也意識到士人厭武也與當權者及治國之策有關。
明、清兩朝開國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自然重視學校軍事教育，朱元璋力圖在學校恢復孔子的“六藝”。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國子學和縣學學生都要習射，命國子監辟射圃賜諸生弓矢，并在科舉考試中加試“射”、“騎”科目，有了考試的引導和政府對器械的投入，便有利的促進了學校軍訓的發展。
清承明制，學校也開設騎射課，甚至文科考試亦先試騎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則不能參加文科考試，風氣所及，學校軍訓熱情大為高漲，一些學校除了開設射騎射課，還開設武術、舉重等必修課，致力于培養文武雙全之才。但是武功之事還是不敵科舉八股，漸漸軍訓徒具形式。
所以趙昺也意識到若想做出改變，領導重視是前提，而如果要培養文武雙全的人才，軍訓內容也要真材實料，致力于經世致用。但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形式，或是利用嚴苛的管理，整齊劃一的動作訓練，以培養學生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并無有用的內容，反而偏離了軍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