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就是射箭，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狩獵、打仗都少不了，射箭具有中遠距離殺傷力，是諸侯紛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所以非常受重視習射。西周時候，男孩長到了十三四歲，就要“學射、御”，進行正規的軍事訓練。習射且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便是文人也不會降低標準，五項射技，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每項技術要求都很高。
射箭考核極其嚴格，而非是走過場，比賽的同時還要考查射手的修養，比如懂不懂禮讓，守不守規則，尊不尊重對手等等。射箭以作為一件帶有濃厚禮儀色彩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之中，并形成隆重的“射禮”，且天子通過射箭來選用諸侯、卿大夫、士等。優者可以參加祭祀，受到晉爵、增加封地的獎賞；劣者不能參加祭祀，還要受到責備和削減封地的處罰。可見，那個時候教授和考核射藝已經相當規范。
“御”就是駕駛兵車，戰車是古代重要的作戰工具，在戰爭年代，一個人駕戰技術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御”自然成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一個學生連駕車都不會，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學生。
御車也有五項技術，即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鳴和鸞，要求車輛起步平穩。逐水曲，要求車輛過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時，既快又穩，避免翻車。過君表，要求在駕車途中避開障礙物，迅速安全通過。舞交衢，要求遇到車多擁擠時，能夠像舞蹈動作一樣，從車流中輕快地穿插而過。逐禽左，在駕車出獵時，要求駕車人善于運用車輛協助圍獵或阻擋獵物，利于射獲。
到了諸侯紛爭的戰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各國更加重視軍事人才教育和訓練，軍訓成為官辦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就連孔子的私學也很重視軍訓，曾言“射御足力則賢”，他把軍事技能優劣，視為一個人賢能與否的標志，認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陛下切勿沖動，從秦之后六藝中的射、御便已逐漸廢黜，至我朝已經無人提及，驟然恢復自然有些士子難以適應。而朱子之言亦是應時之說，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只怕會引發激變，還是要慎重為之”陳則翁見小皇帝一臉慍怒，便感到不妙，當下朱子的理學在士人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崇尚理學。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學以致用，與理學學說多有沖突，在科舉前就有改變之心，因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廢黜理學的決定。
“瑞洲先生所言不假，但是事情總要因時而變，如今國家危在旦夕，正是奮起反抗，消滅暴元之時。可若是仍抱殘守缺，忘記了根本，卻不知奮起，只能重蹈亡國的覆轍。”趙昺反駁道，“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以致士子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不過趙昺也知陳則翁所言不假，軍訓制度在歷代皆有變化。秦統一六國之后，學校對軍訓就不那么受重視了，這與秦漢時的國家政策有很的關系。秦始皇統一全國后，收天下之兵器，鑄成金人，禁止民間習武，“以弱黔首之民”。同時，取締民間辦學，要讀書只能入官學，而官學內容以明法令通吏制為主，軍訓較之戰國大為減弱。
漢朝的統治思想也是從“馬上得天下”向“不可馬上治天下”轉變，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儒術”后，“表彰六藝”，這個新六藝不同于舊六藝，略去了舊六藝中的“射、御”等軍事訓練內容，強調經學為主，廢除了習武騎射。
而入唐之后，尚武之風再起。少數游牧民族新鮮血液的注入，為華夏農耕文明帶來了強勁的剛健之風，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武舉制的開創，則進一步孕育了唐帝國全民尚武的國風，玄宗時期募兵制的實行，邊地幕府潘鎮的大量設置，以及唐王朝積極的拓邊政策和對外戰爭無不助長了尚武風氣的流行。
至唐中后期，文人士子們更熱衷于科舉仕進，但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的局面，仍使得社會上彌漫著濃厚的尚武風氣，終唐一代，尚武任俠之風盛行。唐時士大夫階層喜歡打馬球，玩蹴鞠，這其實也是軍訓練兵的項目，到宋朝才成為單純的娛樂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