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行回回法還是行漢法是蒙元時代所有君主必須面對的一個嚴肅的問題，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元朝統治者無法堅持某個固定的政策，使用漢法還是回法，一般都是根據皇帝個人的好惡或當時實際情況來定，這就使得這個問題變得很復雜，后人認識尤為困難，而這種多元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態一直保存了下來，終元不變。
忽必烈可以說為蒙元推動漢化的始作俑者。蒙哥即汗位后其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使得忽必烈自乃馬貞稱制元年就已經接觸到了漢文化，他命海云禪師去漠北講佛法，且問其“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則要求他“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并將自己徒弟劉秉忠介紹給了他。
自此，忽必烈開始儲儒養士之道。此后姚樞、趙璧、竇默、張德輝等名士相繼進入他的幕府中，他十分欣賞儒學，對儒士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忽必烈掌管漢地以后，又有商挺、許衡、郝經、宋子貞等人先后應詔而至。
隨著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個以儒士為主的金蓮川幕府，保護并且發展儒學事業。此后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師”的稱號，表明忽必烈將自己塑造為一個由中原正統文化支持的中國之主的決心。而金蓮川幕府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事實上，這些儒士不僅積極給忽必烈獻計獻策，還幫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漢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為進一步在中原推行漢法取得了經驗。儒士姚樞向忽必烈進言“今天下之廣，人民之眾，財富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則事順理安”。
姚樞的建議對忽必烈很有幫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對忽必烈勢力的擴張有所懷疑，派遣阿蘭答兒鉤考漢地財賦。儒士們又策劃忽必烈入和林覲見蒙哥，消除了蒙哥對忽必烈的猜疑。在這一時期的中原漢地，漢法派陣營空前強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區實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變通”，對原來以草原官制為主的大蒙古國進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適合對全國進行統治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中統、至元之初，忽必烈對以其“藩府舊臣”為主體的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實行了卓有成效的漢化政策，建元表歲，建構新型的政治制度，在軍事上建立了一支雜糅蒙漢軍制的武裝力量，并仿照中國傳統建立禮儀制度。
不過好景不長，漢法派對于言利統統反對，沒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決元政府面臨的財政問題，他們與忽必烈的關系逐步疏遠。阿合馬等回回理財大臣則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籠理財之人，謀取個人私利、販賣官爵。這些行為與傳統漢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對。
安童時任首相，能薦用和親厚儒臣，崇尚漢法，政刑寬平，故有賢相之譽。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漢法，反對理財之臣的政治勢力。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之間，儒臣支持和輔佐丞相安童，加緊制定完善各項制度，推動忽必烈在行漢法的路線上繼續前進，穩定漢法派在中書省的地位，與阿合馬集團形成對抗。
回法派和漢法派之間就此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而趙昺清楚回法與漢法的主要分歧其實還在于對理財的態度。
回法注重理財，符合了忽必烈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而實行的“理財助國”方針，但是，回法在理財的過程中完全不顧民間的承受能力以及國家法度，并不利于元朝國家政權的運行和吏治的完善，漢法派對之極力攻擊，不是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