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這些馬真的不錯，是正宗的騎乘種”趙孟錦聽到皇帝問話，一提馬韁跟上大聲回答道。可他卻也不敢并馬而行，而是落后一個馬頭。他從軍近三十年，自然知道馬的好壞，這些馬高大健壯、長頸高揚、步輻伸展流暢，對韁繩反映靈敏，感覺好極了。
“可惜的是好馬太少了，仍難以滿足軍用”趙昺卻是面露無奈地道。他知道在古代，軍隊的數量規模是一個重要指標。騎兵如果想在戰爭中做主導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組成一個強大的重兵集團。游牧民族全民皆兵且戰馬充足，對這樣的強敵必須以重兵集團才能打殘他。漢、唐之所以能對匈奴和突厥進行決定性打擊，就是因為其擁有數十萬甚至更多的騎兵集團，僅憑馬場繁育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陛下說的是，兩軍對戰，戰馬消耗甚重，一場大戰之后往往會傷亡十之五六，北伐中原在即，各部都苦于馬匹不足”趙孟錦深以為是地道。
他知道當年漢武帝出擊匈奴僅漠北一戰，僅正規騎兵就動用十余萬，還有大量馬匹、駱駝與三十萬步兵做后勤保障；唐太宗滅東突厥，以及其后唐朝對西部的一系列遠征，歷次都動用騎兵數十萬，后勤保障的馬匹牲畜更是不計其數。這是他們當下絕對不可能比擬的，而北伐中原他們卻要直面敵軍的大規模騎兵，缺馬也就成了繞不過去的坎
大宋朝缺馬伴隨了始終，但是趙昺覺得單純的將宋朝沒有騎兵的責任全推給“沒有馬場”，亦是片面甚至可以說不公的，說白了就是在更像是開脫。因為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自身，尤其是統治集團對此的態度問題。
歷史的西漢與宋朝驚人的一致，開國時也沒有馬場，其國力更是遠不如宋朝。但為對抗匈奴，由皇帝親自主持，舉國實行“馬政”，以各種方針甚至以爵位鼓勵養馬。在這種政策下，西漢舉國上下全力投入，民間到處養馬成風。因此才能在漢武帝時期積累起雄厚的實力，作到“馬匹之多充斥市井濫于山野”。
而宋朝正好相反，宋朝政府尤其是皇帝從未鼓勵過民間養馬。宋神宗為改變現狀進行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其中重要一項就是企圖恢復“馬政”鼓勵全民養馬。卻遭到官員甚至太皇皇太后等皇族的全力反對最終流產。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
首先，中原沒有牧場，要養馬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精飼料。而當時漢朝養馬的精飼料是，粟也就是小米，可這正是當時中國平民的標準口糧。如果大量養馬，需要的粟將是天文數字，在經濟上非常不劃算；不過最重要的宋一直實行的是內實外虛的政策，將預防內亂視為宋朝的基本國策。以致宋朝國防政策一向是內緊外松，官軍的主要指責就是鎮壓國內變亂。
戰馬是古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對國防甚至皇室統治至關重要，宋官軍全是步兵，對抗騎兵非常吃力，因此覺得馬必須掌握在官軍手中才睡的安穩。實施民間大規模養馬，就意味著大量馬匹必然被民眾掌握，一旦發生民變必然會被反過來對付官軍，這是官方絕對不能允許的。因此出于天下太平的考慮，必然要全力阻撓馬政的實施。
結果是犧牲了富國強兵的機會，以致國土淪喪將士死難，也導致包括馬政在內的整個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所以說穿了，趙昺認為還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作祟，缺馬更多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趙昺選育戰馬的念頭應該說也是形勢所迫，畢竟缺乏戰馬則是將戰爭的主動權讓與敵手。而具體實施還是起于行朝遷到瓊州，尤其是他見識到瓊州的矮馬后這種念頭更為強烈，意識到依靠這些馬匹與敵對戰可以說不用交手就知勝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