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同樣不會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遺產也有消極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但以趙昺的體會，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黃金時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時代的選擇。
不可否認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確實出現了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誤讀者往往抽離大前提，不分時段區域，觀過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認知性誤讀，但也有極度美化者將宋朝政治等同于當下的中國模式。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夸飾的支撐性依據，其結果必然有違歷史事實。
就政治遺產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于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缺少活力、短于應對也就在所難免。
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自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后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確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那是相對其它專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僅限于政治生態良性運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態明顯惡化，秦檜在宋高宗的默認下，屢興文字獄置反對派于死地；韓侂胄以“偽學逆黨”傾陷政敵，厲禁道學與道學派，都是眾所周知的。誤讀者不論前提與時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沒有思想禁區”與“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顯見是大謬不然的。
新儒學確有砥礪人心之功，也出現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樣的力量，但士風從來隨政風互動。在良好政風下，慶歷、嘉祐時，士風相對振作，操守自然高揚。政局一旦污濁，雖仍有少數士大夫不為所屈，但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士風窳敗，斯文掃地，何來風骨氣節可言，而這些權臣與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嗎足見籠統斷言宋朝是“君子時代”，無疑也是誤讀。
有人將宋神宗與宋哲宗時期有新舊黨爭說成“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與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兩黨輪流執政”，用以論證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這種說法把古代帝制下兩黨輪流輔政與近代意義上兩黨輪流執政混為一談。一字之差的癥結，旨在抹殺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本質差異。
宋孝宗與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繼皇位，有人將其曲解為政治上“誰都可以當皇帝的開放性”。縱觀中國歷代王朝，因君主絕嗣而旁支承統的權變做法，并非宋朝獨有，若將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權開放的觀念”，實在匪夷所思。君不見，皇權依舊在趙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權開放”從何談起。
有人把宋朝對皇權及其決策程序的相對制約，解讀為“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這種相對制約，最終必須以皇帝自覺接受權力制衡為前提。這也決定了代表皇權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憲制那樣徹底虛君化，也就談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國家公權力最大限度地屬于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