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撫司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如事，自合申聽本司，僅限宣撫處置使司掌有便宜權，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隸川、陜宣撫司節制。其后因張浚屬下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詔李允文落職，令其還川陜宣撫處置使司供職，此事件雖未導致張浚受罰，限縮張浚便宜權范圍，卻顯著減弱高宗對于張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張浚便宜權。
宋廷此時僅是限制張浚在四川之權力，仍希望張浚在四川籌措防務，但在富平之戰后，由于宋軍大潰，張浚謀求挽回頹勢，極力籌措糧餉，遂與宋廷發生財政爭論，終導致宋廷將張浚召回。但趙昺以為張浚去職主要還是因為其職權過度膨脹，招致宋廷疑懼，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張浚去蜀后，宋廷為符合宋金戰爭之需求，亦為調整四川軍權及財權關系，在四川施行一連串措施，逐步將四川軍權與財權分割，并調整宣撫使職權，不復在四川常設，任期不定，且事畢則罷，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開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啟戰端，其后又需面對蒙古之挑戰，宋廷遂再次改變對四川政策。
由于宣撫使手握便宜權，掌握四川之全權，宋廷恐懼其職權過大，遂逐步對其裁抑。將宣撫使司對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為申狀，壓制宣撫使職權，并為分王似之權，以知夔州盧法原為副使，又削奪宣撫使之軍權，改由都統制吳玠負責措置邊防。
在富平之戰后，宋廷便開始限制宣撫使之便宜權，卻導致都統制吳玠之崛起，因獨掌軍權而為宣撫副使，更將宣撫使兵權改由都統制吳玠掌理，承認其對川北諸軍之指揮權，四川因此進入武臣宣撫使時期。吳玠掌握軍權后，其職權逐漸向財權擴張，宋廷因此陷入兩難之尷尬局面，必須依賴吳玠等吳氏家族成員在四川籌備防務，以高官厚爵籠絡之，另一方面又必須防制其權勢過大，不復在四川常設宣撫使，以分化四川事權。
宋廷同時針對宣撫使之人事權進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為都統、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軍中武職原由大將或宣撫使自行任命，紹興議和以后，宋廷規定統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撫司推薦，樞密院授予付身，都統制可自行辟任其余軍官，23藉由掌控高級將官之任命權，以強化對四川軍權之控制。
至于文職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員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撫使之軍權，但張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撫使軍權，都統制吳玠因此掌握軍權，宋廷承認其對于川北諸軍之指揮權。但吳玠以擁有軍權而為宣撫副使后，其職權逐漸向財權擴張，宋廷又在四川暫時取消宣撫使之設置，改以職權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安撫制置使，以避免與吳玠之職權爆發沖突，僅有官員部分人事權。。
由四川糧運問題沖突觀察，宋廷此時之地位頗為尷尬，一方面為安撫吳玠，以其人馬任職轉運使司，默許其對財權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懼吳玠掌握財權后之不良后果，試圖壓低吳玠人馬權位，且由中央派任轉運使以分其權。
紹興九年九月，因吳玠病死，原安撫制置使胡世將由權主管宣撫司職事改為宣撫副使，又因指揮宋軍抵抗金人，導致其聲威日隆，便宜權自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行，僅及軍事和官員賞罰，擴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張浚之便宜權。對武將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楊政及吳璘仍必須聽命宣撫使節制，鄭剛中仍能以其職權強迫兩人聽命。
但伴隨著鄭剛中因兼掌財權，招致朝臣攻擊而去職，宋廷因此裁撤宣撫使司，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因統領吳玠舊部，又因胡世將為分郭浩之權，以吳璘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逐漸在陜西諸將中居于領導地位。但宋廷對于宣撫使一職除授相當慎重，吳璘雖榮寵已極，但直至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發動對金軍反攻，以減輕東南之軍事壓力，才不得不以宣撫使之職授予吳璘，命其率蜀軍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