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璘雖與其兄吳玠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撫使，但觀察兩人之職權，吳玠擁有四川軍權，且對財權有一定影響力，吳璘僅有軍權，雖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蘭州等，但當時是基于宋金戰爭之需要，且宋廷規定凡文臣執政官為宣撫使，則總領官用申狀受約束，武臣為宣撫使則抗禮平牒焉，以限制吳璘職權向財權之侵奪，其職權顯然遠不如其兄。
趙昺以為武臣宣撫使之勃興在吳玠為宣撫副使時代，宋廷雖以吳璘為宣撫使，但其職權受宋廷限制，局限于軍權，其后吳挺雖世襲興州都統制，但宋廷始終不以宣撫使要職授之，顯示宋廷對武臣宣撫使忌憚之深。紹興九年六月，吳玠病死，宋廷鑒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撫副使鄭剛中兼領財權，宋廷認為宣撫使權力過大，進而裁撤宣撫使司。
自吳璘死后十余年間，宋廷調整宣撫使職權，以其入蜀處置事務，且事畢則罷，任期不定，因此先后以虞允文、王炎、鄭聞、沈夏、程松、吳曦七人為宣撫使或宣撫副使，吳璘、程松、吳曦均因率軍北伐而為宣撫使，孝宗因吳璘病死及策應北伐，以虞允文為宣撫使，先后兩次入蜀。
可見川蜀制置使及都統制均針對軍隊之指揮權而交奏于朝，顯示宋廷以安撫制置使及都統制分領兵權，安撫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揮都統制，也說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獨掌軍權，而傾向使兩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從中控制。
但基于與趙昺面臨的同樣原因四川距離臨安遙遠，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須有一方面大將主持四川防務，吳玠死后，宋廷不得不允許吳璘、吳挺及吳曦世襲興州都統制，因此形成四川吳氏將門。不過宋廷對吳氏將門之態度頗為曖昧，對他們并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籠絡之，一方面又極力防備其職權過度擴展，遂有一系列裁抑吳氏將門之措施。
宋廷壓制吳氏將門方法有四在四川設置三位都統制分權、召武將入朝封以高官、以大將之子為質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這些非常之策，在趙昺看來根本上不了臺面的方法來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沒招兒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財權，來約束坐鎮川蜀的大將。
正是由于四川距離臨安遙遠，其經濟有一定獨立性，對臨安之上供也多因軍興而被截用，導致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張浚入蜀設置防御體系后，財權多屬于附屬地位，吳玠在世時便對財權頗多侵奪。而川蜀向來是以天府之國自稱，財稅足以支撐一地所費，加上地形封閉，一旦失控就有割據稱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于四川財權被侵奪之危險，便于紹興議和后，逐漸將財權獨立，以加強對四川經濟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羅布等，增加貢品外，并讓他們將四川內藏錢帛送交行在。而為打破四川經濟之獨立性，又先后命四川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余緡交左藏庫以供國用。
宋朝君臣是用盡心思來防止川蜀發生激變，但也限制了鎮守川蜀將領對于局勢的掌控，在蒙古人來攻時導致一片混亂，成都城在敵來攻時居然無兵可調，僅糾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御，結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鎮就這么被敵輕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慶依靠山水之險來屏護江南。也正是因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們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趙昺看來，幾位宰執和閣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戰事并無惡意，也是出于維護朝廷利益的角度出發，卻依然沒有跳出權力制衡的禁錮，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將割據之心。對此他以為是老幾位說好聽點兒是未雨綢繆，說難聽點兒是多心了，他以為當下的形勢已經不能與彼時相較，尚不具備割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