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口的增長同樣被視為社會繁榮的指標。有學者認為除非有災難性事件發生，文明總是趨向于進步，而大規模消滅人口的戰亂、瘟疫和饑荒總是降低文明水平。
趙昺以為在宋朝卻并不適用，在中國歷史中不難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是文化上的藝術和思想觀念、器物層面的工藝和技術，還是組織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頭，大都出現在兩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這幾個歷史時段對應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松弛的階段。
宋代的產業生態很像工業革命前夕的英格蘭，其核心特征是廣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勞動節省型機械，水力作坊遍地開花，包括大型水力紡車。但是而宋朝在經歷了靖康之亂后，朝廷南渡江南，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戰亂的影響，人口大量南遷，江南的人口暴增，社會繁榮卻沒有得到持續的發展和繁榮。
其中原因，趙昺以為從現實考慮，江南在宋朝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土地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飽和，軍事上的失利又使他們無法通過戰爭獲得新的土地。從政治上考慮，當傳統社會人口增長到逼近極限時，必引發大規模戰亂，但統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壓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這種周期性的人口增長和消滅。
不過巨大的人口壓力下，統制階級會自然演進出一套這樣的制度，使得中國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不再朝著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可以讓更多人糊口的方向發展，畢竟勞動力比高效率的機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鐵鎝鋤頭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換成了人力，紡織業變成家庭副業式的生產。
趙昺的經歷也恰恰驗證了這一點。當他前往瓊州時，那里尚是荒蕪之地，人口稀少，處于難以自給的狀態，這就需要以機械來填補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產力。而這也便是他能夠得到臣屬們的默認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鬧，發揮他的所長，卻沒有過于干涉。
但是收復江南之后，形勢已然改變。江南地區雖然也經歷了蒙元南侵，不過這個過程十分短暫，加上蒙元政策的改變，江南人口損失相對來說較少，并不足以改變土地供給不足的現狀。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遷導致土地兼并更為嚴重，稀缺性并沒有緩解。
如此情況下，科技的發展就變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維作祟，從而導致趙昺推行技術創新變得消極，甚至反對。那么他設立科學院，培養科技人才和工匠隊伍的計劃自然受阻，覺得沒有必要去再花費錢財和精力去做這些事情。
趙昺卻是不這樣以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稅的收入基本也無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稅賦則會導致百姓負擔增加，民心不穩；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農民增加，導致他們成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為必然，這同樣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趙昺的策略是通過發展工商業吸收失地的流民，將這些人的身份轉換為產業工人，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這些產品正可通過外貿銷售出去，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朝廷則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賦稅。國家有錢了，軍事裝備得以更新，如此則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統一大業。
此外，趙昺知道中國的制造業水平開始提升，那還是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開明官員開啟“洋務運動”以后的事了。在清末年廢除科舉，引進西方近現代學制，包括興辦許多近現代的職業學校和大學里開設工科院系。許多年輕人進入采礦、紡織、冶煉、機器制造的學校和專業，“中國制造”才慢慢地告別古代那種少有創新、單憑經驗的重復勞動，有了真正意義上質的飛躍。而正是這些頑冥不化的守舊勢力，使得趙昺的計劃難以實施，如何讓他不怒
“哪里來的小兒讀了幾句圣賢書，便來此賣弄”趙昺的話讓在場的幾個人聽起來萬分刺耳，當下有人出言指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