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童的含糊其辭，讓真金徹底冷靜下來，他并非是一個毫無見識的小白皇帝，嚴格的說自幼就被作為皇帝的繼承人來培養的。他接觸過儒、佛、道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學，先后受教于名儒姚樞和王恂等人，被封為燕王的時候，便被任命為中書令。
中書省為元代最高的行政機構，中書令即中書省之首腦，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時他年僅二十歲。在立為太子后，又被命為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次年，他開始到中書省「署敕」。每月到中書省官署二次，對必要的公文簽字畫押。作為太子廣泛地參與了國家的政治活動和殘酷的權力斗爭，經歷了元朝建立初期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
真金的經歷讓他對國家制度、政治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明白其中的得失。他知道父汗早期的成功，是由于其明白地理上的大一統，必然需要文化與政治上的大一統，因此定都漢地，修筑大都城；建立年號、國號及有關禮儀制度，設太廟祭祀祖先，制訂中原朝儀等；除此之外，建立中央集權的王朝官僚機構。并采取了重農、尊儒等一系列措施。
雖然如此，但作為一個入主中原的騎馬民族，真金在學習儒法和參與政事的過程中，以為其漢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徒有虛表。何況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頒布詔書，闡明了自己的建制原則祖述變通。祖述就是繼承蒙古舊制，變通即進行漢化改革，這就注定了元朝的變革并沒有深化，以致傳統的政治弊病一個不少，非傳統的政治弊病也一個不少。
首先忽必烈后期對于漢化的推進并不積極，漢化進程遲滯，僅把它當作一種準宗教對待。這本身也是因為蒙古大帝國疆域寬闊，站在蒙古的角度，漢地只是蒙古大帝國的一小部分，所以蒙古統制階層從未站在中心論的位置看待元朝，且面對的是多元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文化、歐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漢文化。這么多選項對比下，在舊宗統制階層當然不會認為漢文化優越，也就缺少漢化的內在動力。
其次，蒙古人不識漢字，宮廷主要使用蒙語，建元后創立蒙古新字，凡官方文件，必用其書寫再以漢文附之，這就導致漢人也不得不學蒙古文，否則想做個吏員都很難。且蒙古人大多不懂漢文化，特別是儒學，講來講去他們都表示聽不懂，說儒師教儒書多年，不知其義，而西番僧教佛經，一夕便曉。
再有，正因為蒙古人沒有融入漢文化之中，以致他們瞧不起漢文化，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也讓他們不會重用漢人士子，朝廷也長時間不舉行科舉，儒家士子們便無法進入官僚體系。
此外由于保留了諸如投下制度、斡脫制度、賜賚制度、怯薛制度等等大量的蒙古舊制，蒙古貴族們便得以利用特權肆意貪污腐敗，制造了諸多斂財的名堂，而這也成為官場常態，不貪不腐反而不正常，使得朝廷本身就像一個大貪官。
另外忽必烈在攻滅江南后，也并沒有放棄征戰，仍然不肯歇兵，先后對高麗、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地發動侵略。可是這些國家太過貧窮了，由于擄獲不多，甚至慘敗，使得幾次用兵都是賠本買賣，不僅沒有所獲，還搭上了本錢。也正是由于戰爭的消耗及荒廢無度的官員必然導致了財政危機的頻頻爆發。
真金也體會到了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使政局不穩，官員大多不理國政，貪圖享受，腐化至極，經臣鉤心斗角，欺上瞞下，朝廷橫征暴斂，使得經濟越來越衰，百姓走投無路紛紛為寇。而在南朝的反攻之下，稅賦之地接連喪失，又使得賜賚無法兌現，讓舊宗王們對朝廷不滿，自己對于草原的掌控力也在下降。
“左相以為現下當如何”真金雖然已經洞察到一切，自己也以為在繼承汗位后可以雄心勃勃的大干一場，清除弊政，實施漢法，重振大元雄風。可是時不待己，南朝不斷發起戰爭，使得他疲于應付，無暇分身整頓內部。而當前的紛亂局面不過只是前時各種矛盾積累的集中爆發，他掐掐腦袋無力地問道。
“臣下以為當與南朝議和”安童臉上帶著掙扎，艱難地道。
“議和”果然其話音一落，眾人皆是倒吸一口涼氣，不可置信地齊齊看向安童。
“不可”桑哥首先反應過來，厲聲道，“當下我軍毀敵輜重，傷其國主，正是反攻的大好時機，豈能議和”
“左相此時提出議和，向南人屈服，不僅辱及國體，更是貽害無窮”月赤察兒也大聲斥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