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種形態是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士族體系，這些士族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小圈子的輿論和人才供應，對皇帝的權力形成制約，但是論權勢，皇帝作為最大的“勢族”，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可以任命自己中意的“圈外人”擔任宰相。如此也就形成了“群相制”，不再是獨相了。但“群相”仍是相，比如門下省就有封駁詔書的職權，臺諫官也會對皇帝的行為進行道德規勸和約束，用風評、輿論來限制皇帝。
到了唐朝皇權得到了擴張，無論是從上述的文治繞過臺省，還是在軍事力量上，皇帝直接控制的北衙禁軍的擴張，直到中晚唐，內廷宦官把持的樞密院權勢甚至壓倒了南衙的宰相們。這種形態，其實是分庭抗禮式，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當然，皇帝如果不在乎這些，他們也有足夠的力量“硬來”，比如武則天之后不斷加強的“翰林學士”等制度，就是獨立于原本的臺省官員體系的建構。
等到了宋朝，趙匡胤一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便將皇帝的權力大部分讓出，形成了皇帝完全是依賴文臣行政，宰相對于皇帝的指令，完全可以通過程序讓他無法執行，皇帝也沒有別的渠道來行使他的權力。這種形態是依賴，文臣是主導皇帝的。知道宋神宗元豐改制才通過制度打壓相權，皇帝的日子才好過些。
當趙昺來到這個時代后，他就意識到皇權基本已經喪失殆盡，皇帝也不過是儀式上的泥胎。現有陳宜中把持朝政，后有張世杰控制朝野。即便在他為了避免殘宋朝廷走向分裂，形成南明政權群王爭斗走向滅亡的局面，而不得不忍辱負重繼承了皇位時，形勢依然十分惡劣，處于隨時被廢黜的狀態。
好在趙昺在崖山之戰后力挽狂瀾，又有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屬下，此消彼長之下才讓局面稍有改觀，但是也僅獲得些話語權而已。為了獲得權力，他只能不懈的與文臣們周旋，不斷的壯大自己以爭取更多的權力。且趙昺知道相制并非沒有被取代的時候，后來的明朝就是如此，起碼在朱元璋掌權的時代，就被取消，形成了新的內閣制。
因此趙昺在爭斗中開始有意仿效，可惜的是他并沒有朱元璋那么大的權力，可以通過大清洗整頓朝綱，但不妨礙自己利用形式和矛盾逐步收回權力，不斷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權力得到鞏固，這期間他并非沒有想到過廢除相制，清除這個處處擎肘的絆腳石。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重新定義皇帝和皇權，同樣是有感于皇權受到了制約。在明初，中書省是國家的執政中樞，由丞相直接管理、統轄六部。這個制度起源于漢代中書令，唐代定為中書省，后來幾經變動，直到明初。中書省在唐宋時期，權力就已經非常之大。
所以朱元璋首先就拿中書省開刀，比如著名的“兩份關白，一份給皇帝，另一份給丞相”。這里的關白指的是官員們呈給皇帝的相關報告。可是每天呈上的關白太多，皇帝也看不完，所以一些不重要的關白就由丞相以及中書省給直接答復了，皇帝只需要處理比較重要、比較棘手的就行了。
這其中丞相就可以先于皇帝私自審閱官員的奏章，并及時將不利于自己的奏章拿掉，使皇帝無法了解所有情況，又蒙在鼓中而不自知。而此等事情當然是一個有為皇帝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