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玄宗與肅宗間的中樞矛盾。玄宗在安祿山叛亂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設立大軍區的方式來應對戰事的發展。尤其當潼關被克、玄宗與肅宗分道揚鑣后，這一策略變得更加明顯。但無疑，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與肅宗間的父子矛盾。
河南節度使人選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發的“永王之亂”就是這一中樞矛盾的體現。這一危機最終以唐肅宗在部下建議下抵達朔方即位，遙尊玄宗為太上皇，取得對玄宗中樞斗爭的勝利，即唐中央回歸一元統治而宣告結束。
第二波危機來源于新興的地方軍將。盡管不再延續大軍區的設置，但取代玄宗的肅宗出于討叛戰爭等的需要，仍舊在諸藩鎮之上設置了擁有統轄諸鎮之權的河南行營元帥與江淮都統。
不過，無論是在河南設置元帥，還是在江淮設置都統，肅宗對憑借安史之亂而壯大勢力的河南地方軍將現在都格外關注，盡管他們大都曾對抵御叛軍南下起到過關鍵作用，比如張巡。所以，肅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帥去除這些地方軍將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統打壓他們的決心，只是后者的失敗最終導致了“劉展之亂”。而在上述種種措施的實施下，到肅宗朝末年，這波同樣由安史之亂引發的危機也宣告結束了。
第三波危機來源于西部的異族。黨項、吐蕃趁西部唐軍東調平叛之際，逐漸侵蝕帝國的西部領土，并在安史之亂結束后對關中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京西北八鎮的陸續建立就是帝國為應對這波異族危機而采取的措施。雖然這波危機持續的時間比較長，且它的化解主要還是與吐蕃等異族自身實力的衰退關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鎮與神策軍鎮布防體系的建立及調整過程中，仍舊可以看出唐廷為化解此波危機所進行的深思熟慮的考量。
以上所說的中樞斗爭、中央與新興的地方軍將，以及異族對帝國的威脅就是由安史之亂引發的三波危機。帝國化解這些危機的時間前后有別，三者對帝國的影響在地域上也有差異。不過，這三者并不是帝國在安史之亂爆發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機，而是尤其引發的矛盾沉重打擊了帝國的生存與權威。
“有道理，唐朝之敗，實質是敗在國制，主要矛盾來自于唐廷與邊鎮節度使的矛盾，安史之亂不過是矛盾激化所致，而平叛后這種矛盾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實施普設藩鎮的政策，以達到抑藩振朝目的。可是結果唐廷與這些原邊境勢力所主導的北方藩鎮間的戰爭在亂后被再次引燃了，有了四鎮之亂、奉天之難以及元和后期戰事。而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其實可以視為是一個重構藩鎮空間結構與權力結構的過程，為我們所借鑒”趙昺點點頭道。
他對王應麟的話略加分析，在根據自己所知不難得出一個答案。其實唐代人自己就已經意識到，帝國最嚴重的危機實際上是來源于體制本身存在的一個痼疾，這個痼疾就是在唐朝的邊境地區存在著軍事實力強大的節度使集團。
具體來說，就是開元、天寶年間的十節度使。開天十節度中，除了南方的劍南及嶺南五府經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盧、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安西、北庭都擁有強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亂前，如杜佑所說的，已經形成了以安祿山統領的幽州、平盧、河東，以及哥舒翰統領的河西、隴右這東西兩大軍事集團。
面對來自東北軍團的叛亂，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軍團進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軍團的將領被陸續派往與叛軍對峙的前線河南外，河西、隴右的軍隊也開始在潼關集結。但河西、隴右軍隊在隨后的靈寶之役中遭遇慘敗，這一集團的首領哥舒翰也兵敗被俘，于是河西、隴右的勢力基本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