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盡管西部軍團經靈寶之役遭受重創，但繼玄宗之后與叛軍對抗的肅、代兩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紇的軍隊外，仍舊不得不依靠這些亂前的邊境節鎮力量來與叛軍周旋。這不是因為他們想要如此，而是除了這些邊境節度使的軍隊外，唐廷沒有什么可資利用的其他力量。
安史之亂在代宗初年結束，但叛亂的平息并不徹底，亂后的河北仍由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將占領。而對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亂的原邊境軍團，唐廷也不得不在亂后給予其內地實地的待遇，這既是褒獎功臣的應然舉措，也是安置因邊境故地淪喪而不得不率軍進駐內地的邊境節度使軍隊的必然結果。
所以，在結束了河南行營元帥這一戰時體制后，亂后的北方藩鎮版圖幾乎全由亂前的邊鎮勢力所占領。除了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將占據河北外；幫助唐廷平叛的平盧系勢力主導了河南；關中則由朔方、四鎮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軍人所分據。
此外，河西、隴右的部分殘軍則入駐了河東；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帶，雖然它與邊境節度使勢力并不存在關系，但安史之亂后逐漸入駐當地的一些外來軍將，尤其是中原軍將及其部眾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地的政治走勢，所以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邊境叛亂導致的結果。
“陛下之意卻是切中要害。”王應麟贊許地道，“傳統史觀認為唐廷在安史之亂后于內地普設藩鎮是削弱自身統治力、助長地方割據的一種行為。但是如果將這些藩鎮中的政治實體與亂前的邊境諸節度使軍團進行比較的話，可以視為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此前邊境軍鎮的實力，無論是來自叛軍方面的東北節鎮，還是阻擊叛軍的西北節鎮，其實都已經大為削弱了。”
“不過，也正如陛下所言這雖然是唐廷解決邊陲勢強而朝廷勢弱的契機，可在其中唐廷本身的權威也遭受了重創，只是解決了杜佑所說的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的危機、不過就總體而言，地方勢力的崛起的趨勢仍在。于是一方面，在大軍鎮危機結束后，通過控制藩鎮上層，朝廷趨強的勢頭已在藩鎮身上有所體現，但是，藩鎮真正的主導權卻已下移到那些新興的地方基層勢力手中，釀成了更為嚴重的危機。”
“不錯，唐廷隨著削藩戰爭的勝利，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成功的重新確定了藩鎮權力結構，看似是朝廷恢復了權威。但實際上，這些朝廷任命的官員并未成為控制藩鎮的力量，真正取代當地新興勢力。”趙昺言道。
“可朕以為這些變革雖然未能阻止唐朝的衰落，但這些經驗也為我朝所借鑒，成為太祖制定揚文抑武的根據。而朕以為這避免了地方割據的出現，卻也使我朝軍威不振，屢敗于外族入侵，還是未能避免亡國之危，這讓朕苦惱已久，不知如何破解”趙昺此時已經完全明白了王應麟這番話的意思，他是在為江鉦開脫，也是暗示自己其中孕育的危機，但是卻沒有給出自己解決問題的完美答案，而這仍需要他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