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在民間興起的私學多由地方大族創辦，許多也是為宗族服務的宗族學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并不多。本來，若是這些大族子弟愿意進入軍事系統，軍官的文化素養尚能保證，但這里卻牽涉了另一個問題即文武分途的問題。
文武分途其實是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在秦漢以后，長期維持一統，而偌大的疆域所發生的各類事項最終需要經過篩選匯集至中央，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著更高的政務處理效率。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組織的部門化。
唐代立朝之時，進一步繼承魏晉時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確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體方面，雖在階官上有文階、武階之分，但卻沒有嚴格的轉換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著“出將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則任將、在朝則處理政務，“出將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體在職務上尚未劃分出文官與武官兩途的最佳證明。但職務分化不明確，卻阻礙了整個國家行政體系與軍事系統中效率的提高。
現代生產理論強調分工，是因為分工確實能夠提高效率，文官專職政事、武官專職軍事，在理論上來說確實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時期的中央政府，較之前代與后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這是因為唐宋之際，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過大，導致政務過于繁雜。
在這種壓力下，三省六部制開始向政務處理效率更高的中書門下制轉型。其結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趨勢的發展。直到宋仁宗統治時期，負責處置西夏軍事事務范仲淹以拒換武階為，文武官僚的職業正式出現分化，極少再彼此轉換。
不僅如此，在宋代之時，官僚與軍人之間就已經出現了分隔，即軍人隸屬軍籍，而官僚歸屬于官僚體系。文臣對于武臣有時居高臨下，但包括文武官員在內的整個官僚群體，對于軍人群體卻存在著更為嚴重的歧視。當時范仲淹等在西北發現的將才狄青，便是因為隸屬于軍籍，而非是官僚系統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擠，難以在樞密院立足。
因為這些問題，大量人才更愿意經過科舉進入官僚體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遷轉系統中流轉，而對于投軍一事并不熱衷。與此同時，軍事指揮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與天賦，如各類陣型的變換便需要有一定的計算與思考，根據地形及敵我情況進行相對有效的布置，在由多個基礎陣型組合而成的復合型陣型上尤其如此，指揮官甚至還得懂數學才能夠安排好陣型的變換。
這樣一來，矛盾也就此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