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于王應麟的建議覺得其提的十分中肯，也有利于第八軍的穩定，但是他還是有些猶豫。而他擔心的并非謝明的能力，而是擔心其不肯就任，畢竟當下文武之間涇渭分明，文官是不愿意轉資為武將的
唐宋以來，隨著國家軍隊規模擴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漸加深，軍隊的基層組織情況卻越來越糟糕。這背后隱含的原因，并不僅僅是軍隊職業化，以及監督缺失所導致的腐敗化問題，還與基層社會的資源動員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關。
兩漢之時，中央政府為了動員更多基層社會的資源，以察舉、貲選以及“三老”等制度，將大量地方豪族納入行政管理體系之中，造成了整個行政體系的士族化傾向。整個國家的價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終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東晉門閥政治的產生。
隋朝之后，中央政府大刀闊斧地以科舉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卻使得中央政府與基層社會失去了士族、豪族這一直接聯系，難以有效地動員基層社會的資源，而這一點恰恰是貫穿唐宋大變革的主線之一。具體在軍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隨著地方社會資源的整合失敗，府兵制度再也難以維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鎮被迫組織起職業軍隊，如中央的神策軍、地方藩鎮的牙兵皆屬此列。
但職業軍從本質上，與府兵及鄉兵是完全不同的。漢代的征兵制與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動員地方豪強為基礎，來間接動員地方軍事資源的。漢代的這些鄉兵雖不是豪強的私家軍，但本身屬于地方上的自組織武裝自衛團體，而從中協調、組織的便是這些地方豪強。
由于鄉里、宗族規矩所給予的約束，這些地方上的自衛武裝往往會聽從地方豪強的指揮，而且自給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潰之際，這些新建立的職業軍隊伍，卻不會受到鄉里各種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同時地方財政也難以支付贍養大量職業軍所需的軍費。
正是因為職業軍制度的這一特征，導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鎮頻繁反抗節帥；而在中和動亂潮以后，中央政府無力再給予這些藩鎮財政補貼之時，這些藩鎮就紛紛獨立，與唐廷劃清界限。職業軍固然意味著更加集中的訓練，但他們與指揮官之間的聯系卻更加薄弱。
軍隊能否良好發揮戰斗力，更加依賴于平日的訓練以及指揮官的指揮藝術。而且在宋代以后職業軍隸屬于國家，卻又往往因為監察困難而導致軍隊的腐敗化，唐末神策軍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軍的腐敗化均是很好的例證。
另一方面，基層軍官的整體素質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與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級指揮官常常與豪族相掛鉤，但在職業軍制度出現以后，指揮官與豪族出現了脫鉤。這一點從制度上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但卻存在著另一個問題，即平民出身的軍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