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王應麟的擔憂，其實也可以說是朝中許多重臣都有此憂慮，趙昺心知肚明，他也多次利用這個來脅迫眾人屈從。但是他也十分明白，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創造一個意識形態和政體的難度恐怕比消滅蒙元的難度還要大，而對于他這種不學無術之徒來說也就只能省省了。
人所共知，儒學自孔子建立學說已經存在和發展了兩千年，自漢朝獨尊儒學后的千年中原王朝皆以此作為立國之本，甚至少數民族政權也青睞有加，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儒治國的理念。雖說是皇權社會，實際上統制國家的是士人階層，甚至有士人吹噓，國家乃是士人之天下，皇帝反而是他們的傀儡，雖然在某些時候確是如此，但你讓皇帝們聽了心里是多難受啊
趙昺作為現代人，自然知道宋朝開國后，太祖推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將儒學提到了至高無上的高度，士人的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為后世的士人們贊為最美好的年代。其中出現了許多勇于為民請命，為國捐軀的大家，也有不少改革進取的有識之士，可也出現了史上最多的民族敗類。
開宗立派，趙昺一直以為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自己是萬萬沒那個本事推翻一種延續了上千年的體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且還有一個不能為外人道哉的原因在其中。
按照一些史學家的說法，儒學是孔子在周禮上發展創新而立。周禮的作者是周公，而這個周公不是別人正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實打實的統治階級。屁股有時決定腦袋，作為統治者我們讓他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想問題，那是強人所難。
稍有腦子的人就會想到立足于周禮的儒家是與空想民本脫不了干系的。歷史也一再證實即便是落魄的孔子、孟子也是吃著皇糧的統治階層，為王權服務的。因此不客氣的說一聲，儒的思想出發點就是為了維護他們所處的階級的利益也不為過。
孟子有句名言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趙昺常被師傅們用這句話教育，臣僚們的諫議書也是常以此開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這句話表達的是這么一個意思，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資源是民，第二要緊的資源是谷物，最不要緊的是君。擁有了民和充足的食物就擁有了稱霸的資本。
從這句話似乎可以窺見民本主義。但是趙昺覺得有些不對味，若是按照這句的意思打個比喻，電對應的是霸業，民、社稷和君分別對應的是電網電站和用電的人，如此對于電而言，用電的人自然是最沒有份量的。那么電對電網、電站意味著什么電對用電的人意味著又是什么
這個比喻，可能有些偏激，可趙昺覺得事實上就是這么回事兒。弄懂了儒學的傳承和思想的立足點，再來看儒學統治下的國家。大家都知道儒學的創始人孔子生活在齊魯大地，按唯物主義的說法就是物質決定意識。齊魯大地當時的文化和儒文化是合拍的，姑且可以稱之為儒家統治下的國家。
如此來說照著儒家的觀點，他們的思想能夠使國家富強，然而魯國的實際并非如此。早在魯國的立國之初，周公就認定魯將來必定受制于齊。因為他的兒子用他的理論治理魯國，而姜太公則入鄉隨俗用當地的風俗治理齊國。
那為什么被儒家中人奉若神明的周公，會對自己的理論如此不屑一顧呢那是因為他明白他的理論是很教條的，一旦失去了活的東西很容易僵化的，并非是萬金油，放在哪里都靈光，也會產生水土不服，而后千百年來的歷史也證明了周公這一點憂慮。
漢族人對漢朝有一種特殊的好感，趙昺以為除了其的強盛外，也是唯一一個以民族來命名的朝代。而儒家對漢朝同樣嘆服，怕也是因為漢武帝把他們的圣師扶正為國師，自此成了國家主流思想的象征，漢武帝驅除匈奴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豐功偉業，功勞自然也歸功與實施了儒家思想，從而使得漢朝更強盛。
然而歷史真的是那么簡單嗎顯然不是，起碼不全是。趙昺沒當皇帝時就明白，錢糧才是勝利的保障，沒有錢、沒有糧簡直就是寸步難行，飯都沒得吃，誰跟你復國。沒有錢打造武器，木棒石頭恐怕連幫原始人也打不過，還不如自殺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