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于秦帝國的大膽舉動，他們必定會認為“政治家過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見，強天下以必從，而不知其流弊之烈，為禍之深也”。實施也是如此，分封制的天下是壁壘森嚴的天下，天子諸侯大夫，在差異化的層級之下，“小國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來”，它們各自維持著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輸出忠誠獲得保護。
而吏治國家的興起則摧毀了碎片化而又頑固的持續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壘，整個新世界至此便處于低設防的狀態下。于是在取消了舊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國就立刻面臨了兩個巨大的困境，舊勢力的顛覆活動和新結構的鎮壓。
所以秦帝國的失敗不只是暴政帶來的，而恰恰是對紛亂的社會環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結果。秦法在秦國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樂之，但一旦試圖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問題便凸顯了。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與勤奮保持著對包括舊六國的余黨、周制的擁護者及失業的游士，下層的黔首在內的一切蠢蠢欲動的力量的壓制，卻始終未能徹底地消除危險。
因此，秦帝國的弓弦雖然已經繃緊，律法比前世更加嚴酷，征發也越加頻繁，卻仍然面臨著日用不足的困境，這種困境比后世單純的亂世還多一層舊制度的反動。終于，在始皇帝死后，無能的二世手上，帝國的弓弦嘎然松開，狂風暴雨中始皇帝構筑的堤壩崩潰，而尚未完全完成改造的帝國就此分崩離析，歷史再次進入人為魚蝦的時代。
兩人知道行朝在瓊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皇帝收復江南后也是想依照推行，這與當年始皇帝在曾經的六國之地推行秦法何其相似。江南雖然淪陷十余年于蒙元之手，但是故老尚存，他們故而對從前享有的特權十分懷念。
恰恰小皇帝推行的新政，朝廷在鄉里之中派遣官員管理百姓，等于打破了皇權不下縣的舊例，已經等于剝奪了士紳們管理鄉民的特權，難以在插手地方行政事務。而隨之的一體納稅又剝奪了他們的經濟特權，觸及他們的根本利益。
士紳階層作為朝廷的根基，小皇帝的接連打壓，王應麟兩人也擔心政策過于激進，從而動搖朝廷的根本，引發國家動亂，將大好的形勢毀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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