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南方人在明代長年受到打擊壓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氣忽然硬了起來。最顯著的對比是，開國時期，朝廷可以隨意對江南施加重稅，漕糧白糧也可勁的往江南人頭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國卻很難再從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單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產出也懸殊，而江南龐大的工商產業卻完全在征收范圍之外。因此與其他地方的士紳相比，江南的士紳可以多種經營，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體，在鄉黨的庇護下，晚明的江南實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確保社會地位的穩固。
江南士人腰桿變硬背后，是他們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穩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壓制的南方人，終于在晚明迎來了全面復興，江南士大夫在張居正和魏忠賢倒塌的兩次政局大變動中都撈到了相當多的政治資本，中央決策層江南士人顯著增加，并在某些時點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萬歷二十一年，當內廷提出蘇杭織造錢糧拖欠過多時，內閣首輔王錫爵蘇南太倉人就拿出蘇松重賦的說辭，同時提出連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脫。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琎隴西成紀人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認為此舉將激起民變，要把對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團體要數東林黨，這個起于無錫東林書院的士大夫集團在中文互聯網歷史圈爭議極大，而趙昺以為他們的崛起無論對朝廷還是他們，這都算不上好消息。國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賦又是難以推行，萬歷皇帝為了擴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監充當礦監稅使，想要在日益興盛的工商業中分一杯羹。
但此時要想讓江南無聲地做好帝國奶牛已經不太容易，當年的朱元璋可以輕松沒收大量江南富戶的家產，但萬歷皇帝卻只能繞開官僚體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順的太監，且幾乎每次行動都會激起大規模群體事件，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紳的影子。
張居正改革后，明代稅收由實物征收改為貨幣化征收，但江南地區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斷提高。田賦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來越多。最終主要的負擔都壓到了北方小農身上，在遼餉加派中，北方農戶的平均負擔遠遠超過南方，而江南，蘇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帶的戶均負擔更是在南方諸省較低。
然而登上權力巔峰的江南士紳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視了無可救藥的國勢，即將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關外的鐵騎，等待他們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時代悲劇
當然現在趙昺還不會面臨南北士人相輕的問題，因為大宋的觸角剛剛摸到中原的邊上，在用人問題上別無選擇。而北方士人雖然同為孔圣一脈，但是由于已經分屬不同國家，處于敵對陣營，在意識形態已然產生了分裂，雙方已經勢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必須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趙昺無奈的是士人們文人相輕的惡習不改，在學術上爭論也就罷了，罵罵北方的同仁們也沒啥大不了的，還發展到了窩里斗，大家按照地域所屬互黑，人為的制造分裂，讓他這個皇帝十分難做。而更加惱火的是那些鄉紳們并沒有表現出士人們該有的高義和愛國，卻是沾染上了一身銅臭，更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趙昺不能不憂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現在鼓勵發展工商，而作為這個時代精英的士人們不難發現其中的機會。他們中很多人有頭腦，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積累了財富后，加之傳統的學而仕擇優的思想必然會將錢財投資于教育子弟上，讓他們通過科舉入仕，成為官僚。
不要以為科舉為平民階層入仕了公平的渠道，其實也只是相對而言。讀書也是需要經濟基礎做后盾的，小到筆墨紙硯，大到聘請名師、四方游學，那都需要錢，而家無余財的平民子弟在這方面是無法與殷實的鄉紳們相競爭的。
趙昺身邊人多是官宦子弟和鄉紳出身，不僅是處于拉攏之意，而是他們這些人確是有真才實學。他們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見識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舉上也能更容易出人頭地。入仕后有家中父輩的提點，門人故舊的捧場，官路也會別常人更為順暢，甚至得以出將入相。
作為士人根基的鄉紳集團，他們基數大，通過科舉入仕的人數也會很多，現下也許不會影響到大局，但是幾十年后呢誰也不會保證他們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紳、士多位一體的利益集團，進而為謀取個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響到國家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