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書院的勃興，為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隨著理學體系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制約，便于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
而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他們各以書院為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志，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理學大師親自復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
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又促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而在政治環境逆轉、言論生態惡化的情況下，宋代書院的存在意義不可小覷。
書院是獨立于官學系統以外的私學系統，必要向官方的價值系統投降繳械，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討論保留了一方凈土。尤其是南宋轉向以后，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通過書院這個陣地，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價值理念。
趙昺認為士人階層上書言事，關心時事，有一定的進步和積極意義，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樣完美。因為其中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于此。”
他心中此時也有了些譜，當前的禍根，其實與高宗皇帝不無關系。其在內外交困之下，為了減少麻煩和省錢，對興辦官學采取消極態度，對太學生采用高壓管制政策，鼓勵民間興辦書院。當時也許是無奈之舉，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實是玩脫了，放棄了占領輿論陣地，任由各種學說百花齊放，使得主流思想上產生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