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時代,“義倉”政策再改,變回按田畝多少收稅。唐玄宗登基后,又變更為農戶與大宗土地擁有者按田畝征稅、商人按戶征稅如此這般變來變去,核心動力全在于想要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得到最大的征收成果。但遺憾的是,有唐一代,“義倉稅”在征收上不遺余力,在使用上卻是一塌糊涂。
唐高宗、武則天時代的“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只許拿來賑濟災荒;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自中宗神龍之后,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到了唐中宗時代及之后,義倉里存儲的糧食,已被挪用得干干凈凈。直至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改革,暫時取消義倉之稅。
“換湯不換藥而已,只不過將倉稅并入其中而已”趙昺嘆口氣道。他十分清楚所謂兩稅法,就是將雜稅與缺乏正當性的臨時性稅種,也就是“暫時法外之法”,全部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使之成為正稅的一部分。雜稅之名消失,但雜稅的額度不消失,而朝廷卻降低了征稅成本,提高了征稅效率。
“官家這次說錯了”章屏舀了兩勺湯喝了,笑著道,“義倉之稅在并入兩稅后,名目也曾一度消失,但僅五年之后,又重新恢復了,并對政策做了修訂,要求官司但為立法勸諭,不得收管。”
“這也算是明知實歸了”義倉交由民間管理,地方官府只許起倡導作用,不許將其控制在手,趙昺捻起兩粒干果放到嘴里嚼著道。
“唉,官家憐憫天下,可惜新政只實施了短短二十年,至憲宗時,又下詔將部分田賦納入義倉,繼而取得了對義倉的控制,隨之又被挪用。”章屏莞爾一笑道,“我朝開國后,太祖與仁宗曾試圖重建義倉,但朝臣們以賦稅之外,兩重供輸為由反對,最后皆作罷”
“唉,也許是太祖和太宗皇帝重建義倉是回歸民間管理,用以賑災呢”趙昺嘆道,他當然清楚兩重收稅是不合理的,但想到自己欲恢復大宋舊有的福利體系而受到朝臣們消極對抗,誤解了為民的本意。覺得這兩位祖宗可能出發點也是好的,同時遭到了朝臣的誤解,可又想到先祖們的德行,心里又不免含糊。
“神宗朝,推行新政,強行推行,義倉得以重建。并按照家產劃分稅額,且義倉皆建在縣中,與縣倉合二為一。”章屏很快給出了答案。
“怕是又走了老路”趙昺聽到二倉合一,便覺不好,但仍存僥幸地道。
“這次官家猜中了”雷妍噗嗤一笑道,“徽宗年,奸相蔡京為制造繁榮之相,也為了籌措修建艮岳之資,他下令將江南、兩浙等路的義倉糧食,只留下三成,其余全部運往京師。而南渡后,義倉存糧被官府控制的現象并沒有改變,糧食被挪用的現象依然難以禁止。”
“高宗曾斥責州縣對義倉妄有支用,導致水旱災害發生時無糧賑濟災民;寧宗時,相關衙門將義倉糧食拿出去倒賣生財,同樣很普遍。這遭至時人詬病,曰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朝廷豈能攘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糶錢。”
“朱熹知天下百姓苦于此,曾上書重整義倉之制,將社倉交由本鄉人士主持,倉廩設在鄉里而非州郡,社倉的收糧與放糧由地方耆老掌控,不許州縣干預。此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開始向全國推廣,但不久又因朝堂之爭無疾而終。”
趙昺聽了沉默不語,他知道其實自隋文帝開始,歷代皇帝就清楚義倉的實質是一種民間儲蓄,是民所寄之物。而心知肚明的他們之所以將此當成一種稅,由官府控制后,倉儲挪用、強制催收的事情不可避免,導致出現災害百姓無法得到賑濟,仍然不愿放手,除了為了緩解財政困難,貪圖享樂之外,還有擔心百姓在荒年據此造反之心。
而要讓義倉回歸本質,實現其舊有功能,趙昺覺得還是要放權于民,但目前來看阻力很大,實施后也難免會有官府插手其中的事情發生,對他的執政能力也是極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