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趙昺所知首先“守內虛外”是當時北宋消滅割據、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國還有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政權的存在。為消滅這些政權，宋太祖趙匡胤及趙普等人在充分估計自身軍事、經濟實力的基礎上，經過再三權衡、深思熟慮，確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戰略。
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選派宿將，守衛北部要點。開封以北地勢遼闊、平坦，北宋政府駐重兵于京師及附近，既有利于應付北方邊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象的出現。這樣，在任何情況下，皇帝隨時都可調用禁軍。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開封，而開封地處平原，不像洛陽、西安、北京那樣有山川之險，加上此時遼國勢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貴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邊患，北宋只能以兵為險，駐重兵于京師，以成強干枝弱之勢。
其次，“守內虛外”是當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需要。宋太祖親眼目睹五代各國的交替情況，自身也靠兵變取得政權。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籠絡和防備內部問題上，沒有足夠的決心來解除外患。他首先考慮的便是如何保持穩定并擴大統治基礎進而加強集權，尤其是軍權。
太祖擔心如果還是精兵布滿天下，則就地稱亂的局面仍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其要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叛亂，就必須牢牢地控制、掌握禁軍。史書云“太祖鑒前代之失，集精銳于京師。”由此可見，宋太祖將禁軍駐防在京師，是總結前代之失、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再次，“守內虛外”是當時激烈的階級矛盾的產物。宋太祖是靠兵變取得政權的，沒有親眼目睹農民戰爭的威力，因而他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去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斷激化。
其一，北宋通過科舉制、恩蔭制等途徑，大肆扶植地主階級，給他們種種優厚待遇，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其二，北宋不僅繼承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大部分雜稅，而且還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縱容地主階級兼并農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發展，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階級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農民的差役負擔，甚至有的地區出現“下戶半曾差作役”的狀況。其四，北宋政府還把沉重的官俸、軍費開支及后來的“歲幣”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壓榨人民。
所以趙昺以為主要還是這種“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階級矛盾一開始就十分尖銳，使北宋統治者感到十分恐懼，擔心百姓作亂。所以要時刻防備，從而駐重兵于京師以防不測，也是北宋當時的形勢所需。
當然后繼者此后依舊堅定不移的執行這項政策，還與對外戰爭的頻頻失利有關。太宗曾兩次對遼大規模用兵，以圖收復燕云十六州，改變被動的戰爭態勢。但由于各自為戰、策略失誤等原因，經過高梁河和岐溝關等戰役失敗后，朝廷上下漸漸失去了進取決心，也存在普遍的恐遼病。
因而后代的繼任者放棄了收復失地的計劃，把政策重心重新轉向對內，對遼采取消極防御的政策，后來的“澶淵之盟”便是“守內虛外”的產物。而此策對于鞏固統治，防止民變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為成為契丹、西夏及后來的女真貴族屢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南渡之后，為了對付不斷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軍頭抗金，在形勢緩和后也曾試圖收歸兵權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保留幾個大的軍鎮。而蒙古滅金后，敵人雖然變了，但是形勢反而更為緊張，禁軍在戰場上的無能，讓朝廷愈加依靠邊軍和地方軍。
在后期，朝廷一直也試圖控制地方勢力，其間的斗爭也是極為慘烈，但是在天下大勢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呂氏的降元讓長江防線崩潰，最終導致了滅國。所以在新朝進入江南后，對于軍隊的部署朝臣們還是傾向于內實外虛之策，避免新的軍頭產生，在內里腹地沒有布置禁軍，只靠少量的州軍維持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