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當行，即最高統治者不僅有散積藏以恤百姓等賑災措施，還包括厲行節約、改善朝政等；宰相當行共八條，有以救荒為己任、憂社會危機的萌芽、陳述緩征固本請求、上奏散財發賑的對策等，把賑災的后果提到“社稷顛危”的高度認識；監司當行十條，主要是負責協調、監督州郡救荒，行賑災之策、通融有無、糾察官吏等。
太守當行共十六條，主要是稽考常平倉儲以賑糶、申明遏糶之禁、撫恤流民等；縣令當行共二十條，檢旱不可遲緩、賑糶賑濟、勸富戶發囤積、誘富民興販等。還提出守臣到任需預講救荒之政，不論地區遠近，限赴任一個月后將本州管轄諸縣鎮可備荒救荒之策上奏朝廷，經審核后由朝廷責令實施，不得違背。
這本書條理清楚，從措施到職責面面俱到，算得上這個時代救荒的寶典了。但是并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更沒有貫徹執行，而董煟也未能因此受到嘉獎，仕途終止于一個縣令，其中原因卻令人深思。
趙昺對其敬佩之余，他從另一個角度對此進行了研究，發現董煟其實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以致得罪了整個官場，而其制定的措施一旦認真執行，并嚴加落實，等于斷了許多人的財路，侵害了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與抨擊朝廷荒政的若干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評荒政弊端多達四十余處，二十余種之多，如郡縣官吏專事催辦財賦而諱言災傷；州縣之官有壓制百姓不準報災的，勘災之官有不敢報明受災實情的；守令貪豐熟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荒報豐熟；里正則生怕勘災審戶官員一來需破費招待，便胡亂承認豐收，以免花費，不顧來日災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諱災之弊。
又如審戶、發賑時，強者能得，弱者難得；近者易得，遠僻難得；胥吏里正親近者多得，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少得；發賑或已深秋，官吏復令核實，讓饑民自備糇糧，數赴放賑處點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歸，批評審戶、發賑之弊。董煟還抨擊賑濟檢放太慢、賑米摻拌沙石、遣使憂民、審戶濫收小費、對捐錢米助賑者頒賞不及時、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等，進而提出針對性的改進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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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煟從從吏治的角度，對地方官吏施行荒政提出要求，把荒政作為考核官吏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以利于賑災救荒，必然惹得官場上從上至下的抵制。此外宋朝不抑土地兼并，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之家又賑貸不到，一遇水旱，百姓狼狽無策，只得流離或成餓殍的慘狀，他提出實行對貧民下戶有利的蠲免政策，又得罪了整個鄉紳集團。
由此可見，趙昺覺得這個世界上并非沒有能臣干吏，沒有好辦法，關鍵還在于好政策能否得到實施。而更為關鍵的是在于統治者是否存在愛民的思想，是否愿意為民做事，是否敢于對抗利益集團。而這也是他當前應該做的，卻不是僅僅糾結于救災的具體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