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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偉大的深刻洞見。而荀子從邏輯上推理“化性起偽”，說社會制度來源，同樣是跨時代的偉大思想。而對于社會的觀點，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有恒產者有恒心”，荀子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兩者的觀點，很難說誰的更重要，誰更高明。而趙昺覺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舍，成年人則表示都要。
“這”鄧光薦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說給窩了脖，氣惱之余，也覺得陛下所言并非沒有絲毫道理，竟然他一時難以反駁。他也清楚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秦國崛起之時，諸家都面臨著挑戰，該如何理解這個迅速發展起來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創新或吸收別國創新成果的國家
鄧光薦也算是當下宋朝大儒，熟知經史，他雖未能在史記的荀子傳記中看到他入秦的記載，但在荀子中則可以看到他與秦有關的記載，他認為百姓的生活方式簡樸有古風。尤其是對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現，大加贊賞，認為他們恭儉、敦敬、忠信。士大夫則能夠“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黨。朝廷也有決斷力，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上看，秦國可以作為一個表率。
在儒效中還記載著他與秦昭王的對話秦昭王直接對他說，儒家對于治國沒有幫助。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樣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強調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對于自己的道德品質有內在的要求，這使得儒生不會被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會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
隨即秦昭王接著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儒家若成為一個“人上”該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荀子雖然強調了禮法并重的意思，但更為強調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堅持認為政治合法性來源于王道，而非暴力獲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很顯然，在荀子這里，他認為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須以天下為公的態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時的做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