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荀子雖是孔圣傳經之儒，但其對人性之善惡有背于圣人之說”鄧光薦覺得自己身為帝師，有責任校正學生的歪念，想了想出言道。
“先生，朕以為人性之善惡，對儒家并無決定的意義，其價值亦僅僅在于可以為禮樂教化內在人性的根據。而這個問題千年以來爭論不休，迄今也無定論，所以朕認為還是將此交予學儒們去辯論，咱們不必再這上面糾纏。”趙昺言道。
“再者，荀子以為人性本惡，也只是表明圣人與一般人，君子與小人，在先天本性上并無差別。立論的意圖并不在于從根本上廢棄這種差別，反而要從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現這種差別。凸現后天努力修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強調精神氣質、文化教養上的貴族性，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貴族性的精神氣質與品格的這點上，與孔圣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其講成圣，亦是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會大眾得以轉變性情，以至于善。”
“陛下，荀子雖是孔圣的傳經之儒，但是其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禮法，非是我輩之學，更非治國之道”本想與皇帝辯論下性善、性惡之說，可被其一句話給堵到了嗓子眼兒里，鄧光薦只能轉換話題，讓陛下無法再避開。
“荀子以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間確實不免有沖突。但朕以為為了確保朝廷正常運轉，政令的通行，禮的遵循當然不免要訴諸于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也是必然。”趙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將禮法并稱，禮又是介于義和法之間的一個范疇。朕以為在義禮并稱時，禮多是指道德；在禮和法并稱時，禮多則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為立法之基礎，又是指禮作為原則的道德立場。可以說是顧及到現實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為與其爭論不休，不如兼而論之，學而化之，”趙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實趙昺在趙昺看來，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學說的孟子及離經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條殊途同歸的道路，而荀子的學說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偉大之處，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這個問題，孟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影響了中國二千多年以來的人倫價值觀。而荀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側重回答了“人應該怎么樣”
從人性論來說，孟子和荀子，一個談自律，一個談他律，兩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達到“上下同德”這不就是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雛形，其崇高的“舍身取義”精神，不就是我們民族信仰的源頭嗎
保守的說，孟子的歷史地位，不亞于海德格爾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惡”，則為法家、中國古代法律理論打下基礎，同時荀子的理論還帶有仁學色彩，至于他的學生李斯主實踐、韓非主理論，然后他們作為法家，沒有人情味，那就是后話了。從行動、理論上輔佐秦始皇統一六國，已是大功一件，真沒必要苛求古人，他們也有時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