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之末，大多數人口失去了土地和產業，淪為饑餓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眾望所歸。但是政局穩定之后，再設法破壞既有的產權關系，阻撓土地和農奴的販賣，勢必損害地主集團，甚至一部分自耕農的利益，從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場毀滅一切的亂世，重新洗牌。
在這個過程中，肯定不是沒人看得出問所在，所不是沒人企圖挽救危機，但是沒用啊。
所以一切都是注定的，在被統治者眼中，小農經濟的穩定性注定了任何一個政權上臺，只要不危機自己的身家性命，能夠相當程度上滿足大部分人耕者有其田的需求，這個政權便是合法的，有效的。而現在的問題便是，當權者自身如何始終保證在不危及這一穩定結構的同時又能盡可能的滿足自身一直都在增長的貪欲。尤其是當社會穩定后人口開始增加，社會資源卻愈發集中于少數人，新增人口始終無法解決生存問題的時候。
當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開始坐大，它就會危及經濟基礎，并最終加速經濟基礎的瓦解。當從上到下整個崩塌的時候，這便意味著朝代又將開始更替。這就像是壘積木，只不過提前規定了積木的數量，剛開始搭的時候，很穩固，甚至我們為了變得穩固，不惜將更多的積木鋪在底座以承受將來來自上面的壓力。但是隨著一步步地搭建，我們越來越在意高度，于是將本屬于底座積木一條條抽出繼續落在頂層，直至達到最頂層后隨即轟然倒塌。
王劍當然知道原因之一。
孤立系統。
亂世，混亂，造反，人口差不多歸零之后，就能在無人區重新開始了。
春秋戰國是“周朝末年”，你看多精彩，魯國連“國庫掏錢贖奴”這種現代福利國家才有的政策都出來了；但秦漢之后，王朝末年就只剩“歸零”一個選項了。
春秋戰國不是孤立系統，各國自然樂意花大力氣整頓自己，以求“諸侯爭霸”——至少也不能隨便誰過來就給捏死。
后來的王朝都是孤立系統，敵國外患不足為慮。此時，整頓自己，有失去官僚階級支持的危險——不像春秋那時候，整頓自己只是可能死，不整頓自己肯定死——故而，統治集團更傾向于“延續過去毛病看起來并不大的制度”，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敢做傷筋動骨的改革的。
這看起來是個不起眼的小差別；但成年累月積壓起來，差別是天上地下：春秋之魯國，國君連“流落外國為奴”的人都能想到、都得去照顧；大明朝，大群百姓被蛻變為惡政的“黃冊”活生生逼的傾家蕩產賣兒賣女淪為流民朝不保夕，皇帝不僅視而不見，反倒帶頭從“黃冊庫”撈錢！
前者，不把“愛護百姓”的姿態做到“國庫出錢贖奴”的份上，怕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后者，死點下等人無所謂，惹到統治階層才是禍在眼前。于是，前者發覺人民有失望的可能，便早早采取行動；后者，糜爛早已觸目驚心，但上層階級仍能堅挺光鮮上百年——直到徹底無法收拾。此所謂“國無外患恒亡”。
正如花盆里長不出參天大樹一樣。
孤立而有問題的社會系統，怎么可能真的推陳出新？
一句話，內部缺乏競爭。
反饋效率低下的意思，就是社會真正出現的問題，想反饋到國家系統里面，難上加難了。
外部競爭，威脅的缺乏，必然使得這個政權或者公司集團變得非常遲鈍，這使得它更看重對底層的壓制，卻完全忽視了他們的訴求，甚至以壓制、愚弄來避免他們表達出訴求，從“不敢表達”一直愚弄到“沒有能力表達”。
最終，甚至就連曹雪芹這樣受過大量教育的貴族子弟，都意識不到造成自身悲劇經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只好盡量把事實原原本本擺給人看，期望有人“能解其中味”。
由于旨在禁錮人的思想的各種政策所致，社會整體經濟、體制、思想等方面無法正常發展，更談不上積累，當然，畸形發展倒是有的，大多更好的保護，粉飾了糜爛而已，反倒使人更難看清根本弊病之所在。
這就使得，即使陳勝吳廣闖王洪秀全造反成功，或者外族入侵得了天下，重新建立的仍然只能是個換湯不換藥的明王朝。
唐的崩潰只會換來它的復制品宋，明的崩潰只會換來它的效仿者清，反反復復重走老路。
必須前朝亡了、殺戮殆盡、在廢墟上重建之后，才能進行：此時，哪怕“復制前朝的成功”都因為資料損失嚴重而無法做到，何況“在前朝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呢？并且，失敗的代價是如此沉重，“局部修改”都未必還能保住300年江山，哪敢大刀闊斧改革呢？
由于人的思維慣性，由于這個體制對思想的閹割，哪怕如兩宋這樣“外患”窺伺在旁的時代，皇帝，臣子們也是再也脫不出“強力壓制內部反抗”這條死胡同了，不僅是“想不到還有其它統治方式”，而且是“即便想到了，也不知道其它道路該怎么走”，于是就只能沿襲早已走熟的“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