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復雜系統的管理，只能在簡單可行的規則范圍內才能有序。雖然可以偶有例外，但絕不能泛濫。而皇帝“為所欲為”，本質上就是增加規則的復雜度，給規則增加更多的例外。
技術扁平化了，也未必是好事。
哪怕某位運輸大隊長固然由于技術進步可以直接給士兵下達指令了，乃至還能空投手令，然而他一微操就失敗。不是因為他的命令不被貫徹，而是因為他的命令破壞了規則的簡單可行性。
所以皇帝必須在根本上依照規則辦事，如果皇帝想修改規則，他也得緩慢推進，以盡量維持系統穩定運行不致崩潰。
崩潰了，皇帝也沒好果子吃。所以傳達消息的機制和官僚或可免，但分工和出主意的官僚沒辦法免。這樣皇權仍然受到了制約，表面上是官僚體系的制約，實際上是復雜的人類社會系統的制約。
自秦漢時代起，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妥協集合體，皇家利益、貴族資本集團官吏利益、百姓利益共同來分國家資源這份蛋糕。皇權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甚至有時不是勢力最強大的一份子，為了自己所屬的利益，皇權經常搞出“宦黨”來制衡龐大的官僚體系，以防止官僚體系對百姓利益的過度侵害。
當官僚體系占有龐大的資源以后，它可以隨意的認爹投降而棄民族國家于不顧，最終還裝無辜找個皇帝來背鍋。所以歷來治國就是治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很偉大也很難實現。歷朝歷代在面臨亡國的關頭權閥也是不肯吐出老百姓的血肉，他們知道，外來的不管是誰都還是“需要”他們去實施管理的，換個爹叫而已。
你個皇帝要是想革我的命我就要“讓”社會大亂“民”不聊生，換了你這個皇帝。皇權不下縣也就源于這里。皇帝的勵精圖治的理想還看有沒有制衡弱化官僚體系的手段，王莽是典型的道德高地，但在利益面前屁都不是，也就“被”亂臣賊子了。高祖要不是挽救了民族構建來了現有的分享體系也就被徹底的“昏君”化了，分餅的當然是亂臣賊子，“不”為人民服務的。對百姓的侵害多與少主要取決于“中間管理層”而不取決于“最高層”。
當物質**滿足了以后的皇帝沒有哪個不是“一心為民”的，現實中的人當物質理想獲得滿足后也都是“充滿了愛心”的，皇帝怎會例外？禍亂來自于不滿足的官僚體系，它太龐大了，三親六故的不勞而獲還在不斷的膨脹。只要有一天存在“不勞而獲”的思想，官僚管理就會蠢蠢欲動，用“奉獻愛心”、用“為人民服務”去壓制其膨脹是在保證國家的安全。付錢是養不了廉，是無法滿足體系的胃口的。讓貪婪的官僚管理到此止步、相互制衡才能保證政體不被顛覆。
任何皇帝都可以說是“一心為民”的，被“昏君”化只是缺乏對官僚體系的控制手段，為政能力弱，背了黑鍋而已。與百姓被榨取的相比，物質的個人為所欲為啥都不算，吃穿住用一個人能耗費得了多少？但百姓與此消彼長的裙帶官僚比就不一定了！不特別關照自己的親屬而只為大多數服務的操守是很寶貴稀罕的，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
從理論上來說，君權神授，皇帝是天子，代替上蒼管理天下，自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層出不窮的造反案例告訴我們，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這句由亂世軍閥總結出來的話可謂形象概括了開國之君們的上路歷程，以軍事實力剪除群雄、一統四海，再拉幾個大旗鞏固自己的天命合法性，把自己家族擺到皇帝寶座之上，直到傳多幾代，皇帝的軍事優勢沒了，新的兵強馬壯者取而代之。
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能夠征戰四方的軍隊絕不是一個人能夠直接掌控的，統一后的龐大王朝也不是皇帝一個人就能管好的，皇帝必須依靠制度。
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行政制度和軍事制度就是國家運轉的機器，而皇帝，就是使用機器的那個人。唯有依靠這個機器，皇帝才能實現權力的具體化。
因為很簡單，人類是有波動性的。
波動性也就意味著隨機，意味著變化，意味著超出意料外的好和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