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妻子被辱、老父受困、自己幾陷死地、這些刻骨之仇在平常人眼里，每一項都是足以成為”不共戴天“的大恨，劉邦身為帝王，卻輕輕放過，一件都未與雍齒計較。
為何？
因為寬容雍齒這個仇敵，可以為劉邦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即，”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對于劉邦來說，如果讓那個羞辱自己妻子、囚禁自己父親、試圖剝奪自己生命的仇敵獲得自己的封賞，能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這個仇敵就應該獲得封賞。這是一種何等荒謬、理性、殘酷的邏輯啊，然而，劉邦就是一個以如此規則行事的“人“，一頭永遠清楚自己目標的政治野獸。
這是因為，果斷品質的根源，恰恰在于決策者對于自己目標的清晰度。決策者的牽掛越少，他的目標就會越清楚，他的行事就會越果斷。反之，決策者的情感越豐富，他的牽掛就會越多，他的目標就會模糊，優柔寡斷和瞻前顧后也將成為他的通病，而他的失敗也很難避免——畢竟，十全十美往往意味著一事無成。而劉邦，很可能即是人類歷史上最果斷的人。
當劉邦的乘車被項羽部隊追擊，敵兵迫近，生死存亡之時，劉邦的車上除了自己、只有護衛車夫夏侯嬰和兩個嫡生兒女魯元公主和漢惠帝。劉邦只用了一秒鐘就想通了絕大部分人一輩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車太重了，必須減負，夏侯嬰能給自己擋刀駕車，絕對不能丟，只有眼前一對親生兒女必須被扔棄“——他瞬息之間就做出了最殘酷或許也最”正確“的抉擇，飛快地將魯元公主和漢惠帝踹下去，以減輕車子的負擔，增大逃跑的概率。在這一事件中，劉邦展現出極端可怕的決斷力。
與劉邦相反，軍神韓信自負無雙才智，為何卻在政治上一敗涂地，最終死無葬身之所？原因就在于八個字，”牽掛太多，優柔寡斷“：面對部下的警告，韓信既恐懼漢王的猜忌，又顧念漢王的恩情，同時還貪戀裂土封王的富貴和”言聽計用“的虛榮，這位軍神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搞不清，又怎能做到政治上果斷？就像蒯通（韓信謀臣）所言，”猶豫的猛虎，不如決死的毒蜂，狐疑的勇士，比不上出擊的兒童“，韓信后來以軍神之能死于婦人之手的事實，完美驗證了這一不祥真言。”
但凡有所成功之人，幾乎無不被過去成功所束縛。過去賴以成功的手段，過去賴以制勝的思想，都足以成為成功者的牢籠，使其在新的環境中一敗涂地，政治上尤為如此。
當黃巢、李自成把過去打天下的劫掠之策，用到國家統治之上時，也就意味著為自己的脖頸套上了絞索；當拿破侖統治歐洲之后，依然肆無忌憚、不顧規則地動用武力侵吞盟友時，也就表明他的霸權時日無多。
“在我看來，這個暴君（拿破侖）已然時日無多。奧斯特里茨戰役，讓世人知道與拿破侖為敵是危險的；耶拿戰役，讓世人知道對拿破侖中立意味著災難；西班牙的毀滅，則讓世人知道與拿破侖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場勝利都在制造著更多的恐懼和敵人，因為事實將迫使列強明白，除非徹底消滅拿破侖，否則任何人都將無法幸存。因為，他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秩序，他不可能百戰百勝。”
梅特涅致信奧皇弗蘭茨，就拿破侖入侵西班牙發表看法
這是為何？因為征服世界需要以刀劍，但統治世界的力量，則必須以構建在觀念之上的規則為基礎。陸賈所謂”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乃長久之術也“，即是如此，但這種轉變，需要對過去觀念的超脫，而”超脫“恰恰是相當困難，因為這需要對過去自己的否決，需要破除人性自我認可的本能。無論是拿破侖，還是列寧、斯大林，抑或是***，他們終其一生都未能完全做到這一點，這也成為他們后半生遺憾之所在。
而劉邦卻很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打開《漢高本紀》就會發現，在劉邦的一生中，這個人從未被任何觀念所束縛，對他來說，觀念只是一種身外工具，他能夠很清楚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的觀念，并且做出了靈活的調整。
打天下的漢王劉邦，需要塑造自己慷慨仁義的形象，以吸引豪杰的歸附，故哪怕是自己的仇敵雍齒，只要投靠就可以獲得劉邦的封賞；而統治天下的漢帝劉邦，則需要時刻向臣子們灌輸“忠君”的觀念，以求得長治久安，故救命恩人丁公（項羽部將，放走了潰逃的劉邦）就必須被殺掉，與之相反的是，曾經數次威逼自己的季布（項羽部將，數度陷劉邦于困境）就需要被重賞甚至提拔。
事實上，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武力只能用來奪天下，而在民眾之中培養統治所需的觀念，遠比單純增強刀劍福利更加重要，劉邦恰恰就是這樣的佼佼者。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后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