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然。
事實是，很少有皇帝真正明白他們應該將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哪些具體的政務上。
天下所有的政務都堆積在皇帝的案頭，皇帝卻不懂如何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隨意假手于人、讓權予人，卻被那些看似重要其實狗屁不值的小事牽扯了太多的精力。最后的結果就是皇帝越勤政，國家就越是被他治理地亂糟糟。
而皇帝也是人，努力工作之后也會需要正向反饋。缺乏正向反饋又無處訴苦無人商量，自然會令皇帝逐漸怠政，并美名其曰垂拱而治。
通常而言，傻白甜的皇帝一般都很容易身陷黨爭，非常關注某個具體官員的品德問題，仿佛偌大的朝廷缺了此人就不能運轉，仿佛天底下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分清這個官員究竟是忠是奸。當然，皇帝本人并不會意識到有問題，他們都真心地覺得某個臣子就是他的生死大敵或者國之股肱。但事實上，那只是蛋糕上的一朵裱花。
而英明一些的皇帝則會知道，治政主要要抓的就是財政權和人事權。只要抓住了這兩項權力，那么某一個或者某一派官員的賢德與否，只看皇帝本身的需求而已。能夠做到這一步的皇帝其實就已經拿到了分蛋糕的那把刀，剩下的就是憑皇權的大小盡力為自己切下最大的一塊利潤。這樣的帝王但凡分蛋糕不全是為了自己享樂，已然足以在史書上留下“有為”、“愛民”四字。
但李長安卻知道，這些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兩類皇帝都被眼前的蛋糕局限了視野，卻忘了重要的是現有蛋糕之外的東西，是那些被人有意識隱匿下的原材料。身為帝王，最重要的任務從來不是在蛋糕上裱花或者拿刀分割蛋糕，而是盡己所能收攬原材料，將蛋糕做地越大越好。
那么，如何才能從世族、從官員，甚至從百姓的口袋里掏出被他們隱匿下的原材料
正是制定規則、建章立制、立法執法。
說回崇安帝，小皇帝從十歲開始接受帝王教育，十六歲大婚、十七歲親政，如今年已十八。理論上，親政的實習期應該過去了，他已經是個成熟的社畜了。而他既然能在十歲時就能熟練玩弄權術一手掀起皇統之爭，自然不會是那種只會關注黨爭的傻白甜帝王。
適逢其會，今日早朝，也恰好有件大事需要皇帝與朝臣決議稅收。
時近七月，秋收將至，也該到了皇帝向百姓收農業稅的時候了。
大陳朝，甚至整個古代王朝，農業稅向來都是朝廷頭等大事，亦是頭等難事。只因大陳朝的百姓手上基本無錢可使，收稅向來都是收糧、收布、收錢并行。
眾所周知，稅收標準不統一，則必定有操作空間。有權有勢的繳稅人會本能地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進行交稅，這便是朝廷的第一重損失。
而稅收收上來之后，糟糕的交通情況，又讓朝廷面臨著押解的難題。于是乎，路上的損耗、漂沒就不可避免，這便是朝廷的第二重損失。
而朝廷收稅卻也不僅僅只是為了收入庫房鎖上鐵鏈，各地府衙等著這筆錢做明年的地方規劃，百官等著這筆錢發工資，皇帝也等著這筆錢過日子。那么，既然要用，就又牽扯到一個交易折現的問題，這便是朝廷的第三重損失。
有了以上三大項損失，其他損失諸如各級官吏貪點蹭點，那已是不值一提。
在李長安看來，真正英明有為的帝王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廣單一貨幣、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括隱土地，并視百姓貧富階層變化不斷調整稅收政策。只有以上幾步真正做到位之后，然后才將注意力放在整治貪官污吏上也還不遲。
畢竟，現在的貪官污吏即便是個舉世無雙的巨貪，他也不能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吧所以，但凡這個貪官沒有真把錢燒了取樂的愛好，身為皇帝就該有海納百川的胸襟，堪用則用，等不堪用了再算總賬砸儲蓄罐也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