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在上海保衛戰中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但是談到戰術，則主動落到我們手里的，可就絕無僅有了。”因為敵強我弱，抗戰是被迫的應戰，在戰略上不能不取守勢，但“為爭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道理很明白，但是，“這一辨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說白了就是只強調了防守，沒有主動地抓住機會進攻，“其結果就是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即所謂備多力分。”犯了處處被動的兵家大忌。“我們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戰機，爭取主動，造成幾次局部的勝利，但這只是偶然的例外罷了。”
3、無法實行三軍聯合作戰。“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沿江重鎮，在敵人海軍砲火協同轟擊之下，防守艱難。
“至于我們的空軍，戰斗意志雖然很強，可惜兵力懸殊，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里。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倍增攻擊上的困難，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氣也因此大受影響。”
“因此，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沒有強大海、空軍配合的陸軍，縱然精銳，也終歸無濟于事。”
4、精兵不精。應該說國軍也投入大量精兵，以形成優勢兵力，可惜精兵不精，素質和裝備都差很多。
“我們抗戰動員的兵力，在任何一次會戰中，都比敵人多幾倍。即如武漢會戰，光是九戰區指揮的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而敵人使用部隊，據先后發現之番號計算，總計不過七個師團。”
“部隊雖多，但量的優勢每為質的劣勢所抵銷，徒然虛糜餉糈，并無補于敗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為至理名言也。”
武漢會戰中，王陵基軍團及第三十軍團孫渡、張沖兩軍，都因為素質太差，一觸即潰；滇軍盧漢部隊，還未經接觸，僅僅聽到敵機聲音就潰散。“以致連累素質較優的部隊也無法達成任務，而造成全盤的失敗。”
5、陸軍不能協同作戰。沒有海軍也罷，空軍力量不行也罷。但國軍的陸軍也不能協同作戰，“各高級將領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禍福與共的共同犧牲精神。”
陳誠在會戰剛剛開始的時候，召集第二兵團高級將領談話，特別強調了協同動作的重要性。他說到敵人譏笑國軍“陸軍只有一師人”，國軍的部隊“是一師一師的單獨作戰，不知協同作戰，不知發揮大軍的全部力量，結果幾十百個師只等于一個師。”
他想用這個話激勵各位將領，但并不夠理想。有些將領認為，是少數部隊，惡習仍未全除，在友軍危急進戶，不及時加以協助；奉命援助時，也是敷衍塞責，給了敵人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兩軍銜接地帶，因為互相推諉，而留下了空隙，為敵了所乘之機。本來圍殲敵人的時候，可眾多部隊又徘徊不前，“致令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陳誠很清楚，“缺乏協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實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觀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過也是自私，總之，自私害了我們的部隊、社會、公私團體以至整個國家。”他還說，解放戰爭中的國民黨軍的失敗也是這個原因。所以他說，“看來我們不能去私，就休想爭取任何勝利。”
6、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和幫助。陳誠也知道“用兵不如用民道理”“能用民者勝”，可是“民眾在戰地所發揮的力量，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原因他也清楚，“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另有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
“再則，在暴君、污吏、豪紳、地主幾千年的壓搾之下，養成民眾茍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于此者當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當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愿隨眾作順民，而不肯犯難當國殤的。如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援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這，也可以解釋為啥我們贏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