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在陳述中，向校長建議的是，上海之戰初期，中國首次向日軍發起進攻的兵力必須不低于4個師，以三個師向預先制定好的軍事目標發起攻擊，一個師作為預備隊。
要知道，上海日本駐軍數量并不多，海陸兩軍加一起也不過三千多人，加上日軍軍事化訓練過的武裝僑民，總兵力不會超過7千人。而我軍則是以4個德械師5萬余精銳發起突然攻擊，成算較大。
而且預先要作出兩個后續作戰方案，一個是將日軍全殲并占領日軍的所有據點后，如何防御日軍海上援兵登陸的方案；另一個就是日軍頂住了我方攻擊，等到了援軍支援的方案。
戰役中期，此時雙方的增援部隊都已趕到，并在各處戰略要地上展開爭奪，此時中隊就依托工事和房屋，與日軍膠著拼殺并繼續投入兵力，吸引日軍再次增兵。
戰役的后期，從時間上判斷，也就是戰役開始的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之后，當日軍開始取得戰場優勢的時候，就要開始組織參戰部隊交替掩護，逐步后撤。
而上海戰役打響之際，南京就要做好最后的防御準備，堅守市區與鬼子血戰的部隊一定要事先就選定，開始在南京城內疏散百姓、構筑工事、熟悉戰場，制定各部隊的防守區域和退守路線，同時做好堅守三個月以上的物資準備。
從時間上考慮，上海戰役如能堅持2個半月為最佳，吳福線和錫澄線各堅守一個月以上的時間，等到日軍攻擊到南京城下時，時間已經過去了差不多5個月，南京的各項防御準備想必就更為完善。以周文的判斷，堅守三個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當然也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有抗戰的歷史戰績作為借鑒。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陽保衛戰。
1944年6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集中20萬大軍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一舉攻克了湖南重鎮長沙，直逼當時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稱的衡陽城下。
中隊在此次戰役中由于戰略指導失誤，戰役指揮失當，加之軍隊素質良莠不齊，竟然出現了自淞滬會戰以來的第二次大潰退，這里不再贅述。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當日軍對衡陽城發起進攻的時候，卻不知衡陽人軍民在長期抗日救亡斗爭鍛煉之后，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誓死保衛衡陽，與守軍一道，積極投入衡陽保衛戰。
衡陽人民抗敵后援會發動民眾破壞道路，毀掉橋梁，切斷日軍進攻路線。
日軍曾派飛機偵察，得到的情報稱“株洲至衡陽之鐵路和寶慶至衡陽之公路，悉被衡陽居民破壞，運輸設備，一無所有。”
這些任務全是群眾自愿參加，義務完成的。
同時，抗敵后援會和市政府、工會還組織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區120家木材廠商的木料120余萬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陽”的國民軍第十軍，利用衡陽周圍河川、丘陵、城墻和房屋，構筑了堅固的防御工事。
城內各街道都挖掘了戰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機槍掩體鐵絲網等，構成堅固的防衛體系。這些防御工事，對打擊日軍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外圍各部隊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陽守軍僅僅剩一個建制已經不整的第10軍，大約1萬7千人的中人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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