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可說了聲謝謝沒呀？”我問。
“哎，說起來這個，”袁姐嘆了一口氣，“我帶著他從派出所出來，當時我還沒去醫院呢，身上還沒包扎呢，也是疼，我就說了一句，大爺呀，咱以后可接受教訓吧，咱可別再惹事兒了，你當他怎么說？”
“他怎么說？”
“他別扭半天，最后跟我說，他瞪著我說……”袁姐頓了頓，“他說，就賴你。不是你，我不能進派出所！”袁姐話音剛落，眼圈一下紅了——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過，她被委屈了：忙了一大遭，身上受了傷，最終得到居民這樣一句回答。
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不知道該怎么接茬，更難以找到合適的語言去安慰她，我這樣想起孫瑩瑩被少年們拿掉了帽子和假發之后，狼狽地從文具店里往外逃，含淚對我說的那句話，她說她就不該從家里出來。比起來老李頭子，瑩瑩講話還對我留有些許仁慈，但是我也并沒有得到比袁姐更高的評價。我們是一對難姐難妹，挫敗感十足，灰心喪氣。
我到底還是哭了起來。
就趴在袁姐的床頭，臉蒙在她的被子里。我心里替她不值，也為自己難過，我覺得累，覺得沒有辦法，覺得滿懷的熱情被熄滅，冰凍，我打里面凍得瑟瑟發抖。
袁姐身上還有傷，哪里都疼，費了半天勁才找到合適的角度拍了拍我的肩膀，讓我好好地哭了一會兒。
“那怎么辦呀？”終于我抬起頭來，喃喃地問這個大我十四歲的前輩，想要向她討點主意。
袁姐扒了一個我帶來的橘子，放了一瓣放在嘴巴里吃掉：“哪能怎么辦？我先休息幾天，身上傷好了還得繼續上班呀。不能因為一個人或者兩個人說咱們不對了，就撂挑子不工作了，我不還領著一份工資呢嘛，對不對？”
我用毛衣的袖子擦了一把眼淚，點點頭，說的也是。
有人摁門鈴，我去開門，是袁姐家的保姆，來上班順便買了菜，進門就忙活起來。袁姐告訴她，今晚上孩子在學校的課外課停了，讓她做完飯就把孩子接回來吧。保姆說行，你放心。
袁姐家住的是一個三室兩廳的單元房，小區環境和她家里的戶型裝修都屬于中等偏上，遠遠達不到我們片區山水佳園那些富裕住戶的水平。我心里不由得產生了一個疑問：都說袁姐的先生是國企高管，家庭條件特別好，可是實際情況跟傳聞卻是有差距的。而且憑著我近一年來的社區工作經驗，我敏感地察覺了袁姐家里似乎還有些我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
我猶豫著，好奇著，但是沒有膽量問出口。
袁姐吃著橘子，似乎察覺了我的念頭：“琢磨什么呢你？找你姐夫呢？”
她先說出來的，我也就沒再藏著：“姐你都負傷了，姐夫去哪里了？”
“分居都快一年了。”袁姐輕快地說。
我愣在原地，下巴差點沒掉在地上，半天沒說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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