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術指控的時候，有人是為了報仇誣告，有人是為了政治斗爭才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塞勒姆更是讓馬薩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離析，鬧成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劇院，人們閑得沒有事做，才給自己找事做。
除了寫“他人既地獄”之外，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寫《存在與虛無》，他深化了胡塞爾的“從實事本身出發”的思想，改造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優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諸多曾經神圣不可否認的神、精靈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認的，否認自我即是抑郁與自毀的先兆，不論那些施加精神壓迫的人們怎么詆毀都不要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東方有句哲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弗亂其所為。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識，反思前的我思是沒有把自我和自身區別開來，分別形成客觀對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渾然一體，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人體內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同構的，這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我”是應運而生的，天地間總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個正確的位置前會諸事不順，換一個位置，換一個運氣。
西方的上帝則不近人情，就不提約伯那個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實驗的對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窮全是考驗，上帝說你過關了，就又讓他子孫滿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幾個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個不變的大宇宙里，上帝是這個大宇宙的締造者，他什么都計劃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舉是上帝的計劃，善人干了善事一點好處都沒有，連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則找了個征兆，發財就證明自己找到了那個天職，還有什么比財富更能證明神恩的。
這種神權的專制、要求人絕對臣服，加上羅馬的征服和羅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內核，少數服從多數看似民主，但蘇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數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揚日心說的科學家、反奴隸制也是少數派，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價值觀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它只是符合邊沁功利主義提出的“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利維坦結構，當大多數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利維坦就不復存在，相反的會出現一種反利維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強制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沒什么是神圣不可否認的，以前的俄國貴族后來離開了俄國和君主制也和普通人沒兩樣了，那是他們沒準備，沒把資產轉移出來。
這場暴亂會遍布歐洲，需要軍隊進行鎮壓，盧修斯馬爾福已經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們記得要提前走了，聽不聽隨他們自己的意愿，就像菲利普·英格里希，他也聽到了穆迪牧師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選擇。
1981年隨著修建國立圖書館的總統當選，法國也曾誕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場面。這些商人、名人和企業老板和拿破侖三世的歐仁妮皇后一樣，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著一隊隊豪華轎車連夜沿著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機場。或直接開往比利時、瑞士，據說他們那么做是為了逃避新的財富稅。當左翼日報《解放報》知道了這個消息后，立刻用醒目的大標題在頭版上破口大罵“滾吧，你們這些為富不仁的闊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