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工薪階層會讓孩子身上帶上足夠的錢，避免警察以流浪罪將他們逮捕，當時的警察可以逮捕他們看起來貧窮的人。
美國的公立學校不會教學生們《獨立宣言》的不合理之處，也不會有人告訴他們，遇到暴君和暴政他們可以選擇不再效忠。
他們只能通過消極的方式抵抗，不參與投票，總統從50%參選的選民中，獲得了52%的選票，那也只能代表25%美利堅合眾國公民，剩下的75%公民的意志就這樣“消失了”。
失敗者沒有發言權，輿論掌握在“勝利者”的手里。按照正常的邏輯，其他外來者看到了這些現象該揭發出來，避免別人也上當。
但他們可以看到成為“勝利者”后，通過這個制度自己也可以獲得同樣多的好處，他們想要的是融入這個階層，自己也獲得種種特權，收割世界財富的同時又得到“救世主”、“解放者”之類的好名聲。
“囚徒困境”的存在基理是背叛是合理的，小孩子不那么覺得，赫敏給每個da成員簽署了一份協議，誰告密誰就會和瑪麗埃塔·艾克莫一樣臉上長“告密者”的痘。
倫敦塔有個叫“叛徒之門”，叛徒都是要執行死刑的。
美國司法部門卻說服那些涉及《反海外腐敗案》的人們與他們做司法交易不僅獲取減刑，還有錢拿，在這些檢察官看來還有什么比減刑更有誘惑呢？
這種秘密交易還是秘密的時候當然沒問題，一旦被人曝光了那么當事人就顏面掃地了，游街示眾的時候是遮臉還是遮身體呢？
即便穿著打扮得再體面，上了小報就要被世人當成笑柄看，就跟不穿衣服差不多，一個人辛苦一生建立起來的名譽毀于一旦。
法官有很多，不是各個都像丹寧那樣，也有輕罪法庭上那個問男朋友“你為什么要讓女朋友蹭吃蹭喝”的法官。
《拿破侖法典》里還有一條，一切所有人都應該設置屋檐，使得自己家屋檐的水流住于自己的土地或公共的道路上，所有人不能讓雨水流到別人的土地。
這個法官要不是讀書讀傻了，就只有超大的工作量讓他的腦子失靈了才會問出這種問題來。
又或者這種法官是為了某個階級服務的，有錢人可以輕易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即便女方拒絕他們了，他們也可以和教父里那兩個常青藤名校的少爺一樣，把女孩打到毀容了，法官還是讓他們無罪釋放，逼那個意大利棺材鋪老板向黑手黨效忠，讓黑手黨為自己聲張正義。
如果美國人的這套關起門來自己玩，那也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們向全世界輸出他們那一套就不對了。
一棵樹結了果，那果子與樹有關聯，但果子不同于樹。妻子有獨立于丈夫的對抗權，并且至少有不被驅逐的權力，丈夫偷偷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她不知情，銀行也不知情，這就好比正妻和被外遇的女人都不知道，被外遇的女方以為男方是單身的，她們倆為什么要打起來呢？應該是她們倆合伙一起打那個鬼混的男人才對。
“外遇女”——銀行不想再惹上這種麻煩，跟男性交往前再三確定他是不是單身的，搞得像審問一樣，誰還有那個心情呢？
信托的基礎是良心，衡平的基礎也是良心，信托法之存續也在于良心，輕罪法庭在這么喪良心得審判下去，遲早信托法和信托公司也會執行不下去的，信托公司拿著投資人的錢虧光了，以后少爺和小姐們怎么繼續無憂無慮、揮金如土得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