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AH巡撫還是閔鄂元，就是那個寫了一封奏折，饒李侍堯不死的AH巡撫。官員也有考核機制，破不了案肯定要被懲罰，抓人是有獎勵的。一個知縣加上養廉銀，總共也才1000多兩銀子，可想而知典吏及數目更多的衙役們的個人收入是多少。
衙門收取的堂費的多寡是影響民眾是否決定將糾紛告官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一個案子總共10兩銀子，斷然不會有人付10兩銀子的堂費，即便一人付五兩也不肯的，辦案的差役們也會從中得到案費2兩至4兩。可是差役們會慫恿民眾打官司，案費是縣衙衙役們的重要收入之一，盧見曾最初在四川洪雅當知縣，那個地方就治安混亂，訟獄不斷，不止是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過，知縣要處理的案子也特別多。
其實有的案子不用去審判的，可是百姓不懂法，清朝的法律又將民事和刑事案件混雜，尤其是地下幫派和秘密結社活動，比如抓到了一個白蓮教的成員，他的左鄰右舍也要“連坐”，按照黑話的說法這叫“開賊花”，如果鄰居們不給錢給那些差役，那么他們就會誣陷鄰居窩贓，被當作同伙拘捕，直到向差役們交勒索的錢后才會被釋放，鄰居們管這叫“洗賊名”。
還有就是棚費，也就是命案處理尸體的費用，尸體要是放在家里臭了，鄰居也要受影響，這筆錢鄰居和房主都要給。
這個錢以前南河總督府是收不到的，他們也看不上。好的是白蓮教的一把火將倉庫燒了，這樣以前虧空多少就“死無對證”了，壞的是前任河臺上奏折，請嘉慶皇帝允許增河工料價，被駁回，后又請歸地方田賦征收，又被皇帝駁斥“病民”，接著他就被革職了。
軍費開支的增加意味著用于民政的費用減少，省掉疏通運河的錢，將糧食改走海運。如果說順治皇帝在位的時候擔心江南糧船里混進了“海盜”，在天津、塘沽進行“反清復明”，那么到了嘉慶年間就估計沒人會那么想了。為什么有人會那么想呢？聽到這個話的人會覺得說這話的人有病，這就叫旗人的江山坐穩了。
一方面是沒錢了，一方面是舊日積怨，前任河臺留下的人產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于是其中一方將另一方告到了河臺這里，上一任沒有處理，留到了提督，不對，是總督這里解決。
20世紀初美國實行了禁酒令，因為基層警察機構被腐蝕殆盡，于是聯邦探員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杜魯門總統曾說，“我們不需要蓋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當時的聯邦探員已經違背了對付犯罪份子的初衷，而是利用手里的權力，搜集名人丑聞，并以此為把柄進行訛詐。
還有美國的輕罪制度，一點小的可能算不上犯罪的行為，比如違規停車都會讓車主收到一張罰單，當他無法繳納這個罰單時就會坐牢，到私人監獄里“工作”。
警察提高了破案率，而且還可以得到些別的收益，而惡性犯罪并沒有減少，禁酒令時期出現了不少黑道大亨，還有“聞名遐邇”的“芝加哥打字機”以及“小提琴手”，這些都是喬治安娜自己想的，19世紀的尼克當然不知道，但他卻記錄了河道衙門與地方衙役，以及河道衙門內部輪班“軍門”之間的矛盾。
河道總督衙門又稱河道軍門署、都御史署，傳說有個人總是挨官司，過年時他對家人說“今年誰都不能打官司。”并且貼了一幅對聯，上面寫著“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司”，只是沒有加標點，就跟蓮花峰崇文亭的獨聯“水遠天空開云種玉嫌山淺”一樣，結果他兒子看著對聯念道“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司”。
即便不被一頓好打，兒子過年的利是也沒了。
這是因為提督在廣州太閑了，所以才讓他到河道總督府忙，對嗎？
和珅被處理了，議罪銀制度卻定下來了，可是新總督遇到的，不是議罪銀能解決的事。
難怪波拿巴不看這破書了，喬治安娜也不想看了，她又不是那些成天在巴黎高等法院“旁聽”的觀眾。
可是她又很好奇兩撥人是怎么打起來的，有人打架，有人是那種勸架的，有人則是起哄的，她一直以來都是和平主義者。
“哇哦。”
“怎么了？”波拿巴問。
“打架。”她興致勃勃得看著書上的插圖“衙門里的官差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來了。”
“你怎么對這種事感興趣？”
“你不感興趣嗎？”
他嚴肅得看著她。
她吐了吐舌頭，忘了他也是“官差”，他肯定不喜歡這種場面，早知道不告訴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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