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二世可以看作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腓特烈，他以腓特烈大帝為楷模，追求和腓特烈相似的目標。約瑟夫沒有親政以前，在他不斷的巡游和微服私訪中，地主對農民的勞役控制的弊端就引起了他的重視，成熟的糧食因為領主強迫農民服役而無人收割，農民一年的辛苦付諸東流，而當他們試圖向政府尋求保護的時候，地主又往往是他們所在地區的執法官。
但是腓特烈二世的國家比神圣羅馬帝國小得多，同時腓特烈作為國王擁有的力量也比作為皇帝的約瑟夫大得多。而且普魯士國王是普魯士最大的地主，掌握了王國三分之一的耕地，當普魯士國王站出來表示要善待王國的農民，尤其是那些可憐的佃農和已經奄奄一息的自耕農時，普魯士貴族紛紛表示，國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是帶頭欺壓農民的，如果國王愿意改善自己領地上農民的處境，那么貴族沒有理由不跟著學。
即便是腓特烈大帝在處理西里西亞問題時也小心翼翼，在那片被稱為西普魯士的地區雖然出現了重大的行政改革重組，卻盡可能得保留了當地的精英連續任職。約瑟夫皇帝繼位后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的改革，在十年的統治時期里發布了六千條法令，平均日更1.6條。這些法令中只有少數得以成功推行，大部分都被束之高閣，還有一部分激起了激烈的反抗和普遍的憤怒。
《容忍法令》是少數推行成功的法令之一，這部法令承認了新教、猶太教的合法地位，表達了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可是他接下來就關閉了一些沒有改成學校和醫院的修道院，引起了人們的反感。
確實存在一些不事生產，卻過著有文化的安逸生活的教士，尤其是一部分高級教士，生活相當浮華，而約瑟夫二世的棺材是所有哈布斯堡皇帝里面最樸素的。
不過他的墓志銘卻是“雖有仁慈的主意，但卻一事無成的君主長逝于此”。
從13世紀留下的文獻里，教會就分為“凱旋的教會”、“戰斗的教會”和“凈化的教會”，這并不是說教會因此分裂。凱旋的教會位于天國，與天國同在，凈化的教會位于煉獄，煉獄雖然承受苦難，但人卻可以因此獲得救贖，是一個比“戰斗的教會”更有希望的地方。戰斗的教會位于人世，必須不斷奮進，才能在審判日那天與凱旋的教會在天國匯合。按照經書里的說法，教會必然要與看得見和不能見的仇敵爭戰，具有人形的撒旦爪牙遍地都是。
上次在喬治安娜面前脫口而出的那位教士是一位“戰斗牧師”，“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里人”，當虔信派在推廣意第緒語代替拉丁語的時候，約瑟夫二世也采用了德語取代拉丁語成為官方語言，當瑪麗亞·特蕾莎女王帶著嬰兒約瑟夫二世參加加冕典禮的時候，人們向女王歡呼用的是拉丁語，到了18世紀下半葉，拉丁語就只有教士和部分醫生、律師、法官、學者在使用了，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應用在實際生活中，誰知道杜鵑花的拉丁語學名是什么？
對于約瑟夫二世來說，他唯一關心的是效率，拉丁語毫無疑問是“歷史文物”，“沒有任何神秘的力量”。他用一紙命令就宣布用德語替代自中世紀以來即被視為帝國官方語言的拉丁語，而且只給政府的各級官吏三年時間學會德語，否則就要將其免職。
平時講德語的人不需要學習，而講其他語言的人卻必須要學。教皇庇護六世親自從羅馬到維也納去拜會皇帝，希望皇帝在某些改革問題上有所妥協，結果皇帝完全不為所動，這次行動也被稱為“反向的卡諾薩之行”。
當人類聯合起來修建巴別塔時，為了組織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之間不能溝通。
要統一語言的難度不是那么簡單，更不是心急就能解決的。
18世紀為“男子假發時代”，撲粉假發和齊膝的緊身絲綢短褲是紳士們常見的裝扮，貝多芬的曾祖父跑到了科隆，他所處的時期正是路易十四后糧食價格飛漲的時代，比利時的土地肥沃，能種很多的糧食，可是普通農民卻依靠吃馬鈴薯度日，讓人很難想象尼德蘭曾經是很富裕的地方。
究其原因大概有兩個，曾經作為尼德蘭支柱產業的毛紡織業被棉紡織業取代，再有一個就是尼德蘭錫釉彩陶貿易衰退，德國的煉金術士發現了如何制作“真正的瓷器”，還有塞弗爾陶瓷廠和英國韋奇伍德公司搶走了彩陶的大量訂單，重商主義者紛紛轉向瓷器。
約瑟夫二世不限制工匠聘用日工的規定會帶來大量的流動人口，這樣會造成治安隱患，那是一種不同于原始森林的城市森林，誰都不知道對方真實身份，對方犯案之后可以離開，消失在人海之中。
從監獄里出來的人手里會拿著一張黃色的身份證，不會有哪個雇主會雇傭他，很多人還可能會走上歧途。
喬治安娜喜歡倫勃朗的《浪子回頭》，寬容的父親接納遠游的兒子歸來，在這個缺乏寬容的世界需要包容。有很多人犯了一次錯就罪無可恕，即便這個罪只是因為肚子餓，偷了一片面包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