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漢魏之際，海內紛亂，儒家的政治統治秩序遭到破壞，面對這種新問題、大變局，儒家的學說已經沒法運用了，士人們急切地想要找到應對的辦法，於是，就不僅再只是止步於融匯儒家各派，并且進一步地開闊視野，轉向別處尋找新的治國、立身的理論和思想。
先秦諸子之學由是得以在這一時期復興，重新受到士人階層的重視。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農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經海志、神異志怪之書也頗有市場。
雖然出發點是為了解決政治難題，但這么一來，不可避免地就帶起了尚博好奇之風。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此風大盛，早已然違背了荀子那句話的原則，博聞與王制已沒了沒什么主從的關系。王制的歸王制，博聞的歸博聞。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的志怪小說，即是此種風尚的一個表現，另一方面，這類小說又進一步地促進了士人對於博物的宗尚。
簡言之，士人博聞的風尚是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后才形成的。
兩晉南北朝之時，文人以博聞強記相尚的例子很多，記憶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聲就越大。
南齊的王儉任尚書令時，“出巾箱幾案雜服飾”，拿出了一堆東西，讓眾人分別列舉與這些東西有關的典故，誰說得多，就把那樣東西給誰。眾人各得一兩物。陸澄晚到，東西已經分完了，他“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比他們知道得多，諸物盡歸其有。
這位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自以博學強識”，認為自己“讀書過澄”，比陸澄讀的書多。有次，王儉召集學士何憲等人商討學問，陸澄等王儉說完，“然后談（王儉）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數百千條，意即數百條。
梁武帝曾和沈約比誰知道的有關栗子的典故多；又曾問臣下有關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到都認為已經說盡的時候，而劉峻“忽請紙筆，疏十余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
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點燃）其發，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學到這等程度，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書萬卷，與劉峻并被舉為碩學之士，謂劉峻“書淫”。淫，沉溺、無足之意；書淫，指嗜書成癖，好學不倦的人。
沈約在與梁武帝的比試中落了敗，比他少舉三事，但這并不是沈約不及他博識，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約雖被后人評為“見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讓；劉峻固識驚一座，可卻被梁武“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從此之后，仕途坎坷，潦倒一生。
②，炫耀：漢魏晉世，沽名釣譽的多有，自我吹噓的也不少。謝安的弟弟謝萬，便是其中的高手，“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炫曜，故早有時譽。”
③，結交：兩晉之世是門閥政治，所以當時士人間的結交，講求門第、官階和年齒，以嚴守門閥，藐視庶族寒門，絕不與百姓小人交往，為士大夫的方正之美。
結交朋友，不是說隨便就能交到的。
如夏侯玄與兄交好，不見其弟的故事。夏侯玄與陳本交好，宴飲於陳母前，本弟時任中領軍，聞訊急忙趕回家，卻剛進堂門，夏侯玄就說：“應當以禮相交，不能違禮相見。你我的交情沒到這個地步。”本弟在門口站了半天，說：“如君言”，“乃趨而出”。
又如王忱與晚輩張玄的故事。王、張兩人不相識，后來在范寧處相遇，“范令二人共語”，於是張玄正襟危坐，王忱看了他半天，不說話。張玄很失望，就走了。范寧是王忱的舅舅，責讓王忱：“張玄，吳士之秀，又深得當代贊譽，你卻這樣對待他，真不可理解。”王忱笑道：“他如果想相識，本應來見我。”范寧趕緊告訴張玄。張玄就整飾衣冠，登門拜訪，“遂舉觴對飲”。
又如王胡之輕視寒門的故事。王胡之曾經住在東山，很貧困，陶范作烏程縣令，送去一船米給他。王胡之不要，直截了當地說：“我如果饑餓，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胡奴是陶范的小名，他是陶侃的兒子，出自寒門，王、謝并為一流士族，所以王胡之有此語。
又如劉惔蔑視百姓。他和王濛一起出行，天色晚了還沒吃上飯。有個相識的百姓送給他們一餐飯，菜肴豐盛。劉惔推辭不吃。王濛說：“暫且用以充饑，何苦辭？”劉惔說：“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緣，是晉人的常用詞，意為打交道。凡是百姓小民，全都不能與他們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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