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如何交結官府呢？”
“你說官府為什么要交接茍家這樣的土豪劣紳？”
“還不是為了幾個錢。”譚成晴一臉的不屑。
“不錯，即然是當官的貪圖的是黃白之物，他有得，我們也有得。”說著，便把想法和鹽民們說了一番。
其實計劃并不復雜：首先是奪回鹽課的包攬權。茍家有了這個等于就了官方的身份，這塊牌子不砸掉，鹽民們還是膽戰心驚的。至于怎么去奪回，用不著鹽民們操心，有他們來搞定。
一旦奪回了鹽課權，茍家就沒了干涉鹽場生產的正當借口，他剩下的東西，無非是一筆拖延了十幾年的爛賬了。這種利滾利的閻王帳高利貸，席亞洲在后世也是明白的：只要欠債的還有一點點經濟能力，債主是永遠不會說你還清了。所以與其繼續還這不明不白的錢，干脆來個一筆勾銷，徹底賴帳。
失掉了包攬鹽課的金字招牌，債務問題就純屬是民間糾紛，扯不到皇糧國稅這個大道道上，他再有本事勾結官府，官面上的想來給他出頭，也沒那么容易了。
拿回了鹽場的經營權，不再受到他的盤剝，賣鹽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把鹽課和縣里上上下下的“例錢”照常繳清，官府在公私兩方面都沒有損失，茍家的利用價值就沒了，沒了利用價值，官府還肯照應他們么？
“這事情哪有這么簡單。”席亞洲的話音剛落，譚成晴就苦笑起來，“茍家在縣衙里和三班六房的書辦衙役極其相熟，世代都有來往，盤根錯節，光老爺們想收這個鹽課，在戶房就過不去。”
古代的縣政，與其說是“官治”，倒不如說是“吏治”。自宋以降，州縣地方官多半是從科舉中選拔出來的。州縣地方的行政事務煩十分煩瑣，除了各種事務都有一套繁瑣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應該援引或可資類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棟。某件公事該依哪一條法令或哪一項規定去處理，在律令和會典等書籍中都找不到，萬一出點紕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輕則駁回，重則訓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著走？這時就得設法找出以往出現過的成例套用，以保萬無一失。可是究竟該找什么成例就是一門學問了。這就叫“吏道”。
科舉出身的人，經史策論能講得頭頭是道，詩云子曰可背得滾瓜爛熟，可是少有能摸著這些地方行政的門道的――其他不說，僅僅一個魚鱗冊子，外人看來就如同鬼畫符一般，看得明白的人卻知道這里有地產面積、位置、形式、產量、稅額和田主的情況。所以當官的為了不出錯，或者嫌麻煩，只能把這些事情都托付給三班六房的衙役書辦去處理。身份卑微的吏員在古代社會實際上把持著地方行政權力。
吏員因為往往是世襲，和當地的大戶勾結很深，遠不是簡單的經濟手段就能割斷的，所以席亞洲的計劃在他們聽來實在有些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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