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杭州教會的教徒人數，大約在一千四五百人。郭居靜平均每年要為二百人洗禮。他談到在這里傳教的種種困難和特殊之處。認為在大明傳教，獲得縉紳階層的支持最為重要。因為他們的影響力非常廣泛，不但可以庇護教會的安全，百姓們也往往把他們視為標桿，往往一個地方縉紳的受洗，會帶動周圍很多人受洗。許多士大夫教徒是全家受洗，不僅自己和家眷，連家中的奴仆也會跟著受洗。
縉紳士大夫受洗，首先就解決了教會的經費和傳教點的房屋問題。如果沒有縉紳教徒的捐贈，貧窮的教徒即無力捐助，又沒有足夠的人數來“聚沙成塔”。教會就必須依靠澳門的匯款才能生存，而且也難購買到房屋和土地。
杭州的天主教會正是有楊、李兩家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縉紳的支持，在杭州始終能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傳教事業也很少受到干擾，所以發展很快。
從儒生、士大夫入手傳播信仰，是利瑪竇均進入中國之后的制定的傳教方針。在趙引弓看來，利瑪竇不愧是歐洲第一個了解中國社會狀態的人――之前的歐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來過中國的馬可波羅在內，不過是一群走馬觀花的獵奇者而已。
但是這一方針，趙引弓認為過于“上層路線”了，盡管也有許多貧窮階層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還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國的第一個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賣糕小販。但是總體上，天主教會在大明缺少社會根基，“浮在上面”。結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國肅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鴉之后開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傳教方面后來居上，和他們走“平民化”路線有極大的關系。新教會開辦醫院、學校，收養孤兒、舉辦各種慈善，舉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這個見解趙引弓是不會對郭居靜說得――“下層路線”是元老院的法寶。當然，郭居靜未必不知道“上層路線”的弊病所在，只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走“上層路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如果沒有二鴉之后英法兩國的“積威”，新教的“下層路線”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靜雖然身處杭州，對教會的消息卻并不蔽塞。澳門的天主教會每隔數月都會派遣信使前往中國內地的各教會傳送信件。各地教會也會將信件交來人帶回。一部分前往歐洲的信件在澳門裝船。盡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經年累月，但是教會的聯絡自始至終都沒有中斷過。即使在傳教事務完全停滯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傳教士依然能夠和澳門和歐洲的教會保持聯系。
耶穌會給郭居靜的信件，他認真的讀過――這個經歷過許多風風雨雨的老傳教士對中國的國情了解的很是透徹，通過杭州教會的教徒和北京的傳教士傳來的消息，他對這個來自“廣東”的中國人的真正身份心知肚明：他們就是會長大人寄予厚望的“澳洲人”。
澳洲人和大明在瓊州的戰爭以及他們在瓊州不遺余力的推廣圣教的舉動，使得郭居靜又驚又喜。他的兄弟們――陸若華等人在瓊州三年的牧靈工作，就超過他們歷盡艱險四十年取得的成績。
他不是很明白為什么澳洲人對耶穌會和傳教事務感興趣。從澳門來得信件表明：雖然他們中間有少量的天主教徒，但是澳洲人并不來自一個天主教國家。他們也談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信件中特別說明了他們的無神論傾向，同時澳洲人在臨高的教會首腦顯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神職人員。顯然，他們幫助教會在瓊州傳教絕非出于宗教熱忱，而是出于某種實際利益的考慮。
現在，這神秘的澳洲人出現在他的眼前，目的到底什么是他非常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