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亂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后開始的。事變后的太宗急于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征。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游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筑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里學的。”太宗聽后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于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征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征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征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征之后，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今天第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