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后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斗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征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明確見于記載的有于闐王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另外與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河西地區。[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討賊”，肅宗派他們赴朔方行營效力。西域邊兵大批內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但是大食勢力并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舉進攻河西。在這種形勢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軍堅守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
到763年（廣德元年）時，吐蕃軍隊已經盡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領了河西、隴右的大部分地區[39]。此后西域守軍與內地的聯系斷絕，但仍然奉唐正朔，堅守西域。[40]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號。實際上廣德只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魯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廣德年號，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系，不知長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鎮在這時還保持著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軍抵擋不住吐蕃的進攻，遣使前往四鎮，請求河西援軍一萬人，這至少說明西域的形勢這時要比河西穩定得多。
768年（大歷三年）左右，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復了聯系，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詔褒獎，并向西域唐軍通報內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贊揚。
其實就歷代中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勢力，并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游牧民族勢力的匯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后，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七、佛教復興
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并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施行道舉，興建皇家道觀樓觀。安史之亂后佛教復興，李亨、李適、李純、李漼和李儇改變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幾個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有識之士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據儒學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種激烈的形式暴發了。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內供養三日。韓愈聽到這一消息，寫下《諫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但是唐武宗的滅佛運動大幅削弱了佛教勢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