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仆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后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
但是，根據歷史學家張國剛研究藩鎮的專著《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時，才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
三、剝削加重
由于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后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后，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僅有“編戶千余”，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余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28]唐憲宗元和年間，由于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征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29]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于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30]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后，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經濟重心南移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后，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31]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于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后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后，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